【陶立璠】《源泰村史》序

【陶立璠】《源泰村史》序

壬寅之秋，新冠疫情肆虐，是时我正寓居在北京怀柔的一个小山村。源泰的表侄刘孝敬从遥远的兰州打电话来，叙说家乡源泰村的许多乡贤要为源泰村编写村史，并说写作班子已经配备好了，执笔的都是本村和本村在外地工作退休的人士，编写经费得到本村出身的企业家海秉良的赞助。同时还接到海秉良董事长和村史主编郭世发先生的电话，传来同样的声音。得到这样的信息，我都要拍案叫好，内心感到无比的兴奋和激动，并产生急切想回村看看的感觉。因为那里是我魂牵梦绕的可爱家乡。电话那边又说，等《源泰村史》编写完备，准备出版时，乡亲们嘱托我为之作序，这使我感到万分惶恐，毕竟我离开家乡已经整整70个春秋了，不仅童年时对家乡的记忆在脑海中渐渐淡去，70多年来回乡的次数有限，而且来去匆匆，对家乡翻天覆地的变化深感陌生，怎能担当起为村史作序的重任。不过，我还是愉快地接受了乡亲们的嘱托，原因只有一个，我是源泰村人，义不容辞。源泰村是我出生、成长之地，我身上留有她深深的烙印，心中永存着对她的思念和敬意。她养育了我，是我前进道路上无懈的动力。家乡在我的记忆中是那样的美好，乡音、乡情、乡愁是始终摆脱不了的故土情结。

数月后，一部《源泰村史》书稿摆在我的案头。展卷细读，一幅幅源泰村的历史画卷和村风村貌浮现我的眼前，令人神往。一边拜读，又一边惊奇。如此宏大的叙事，竟然在暂短的时间里，完成村史的写作，我不得不佩服编写工作中的得力组织和主编、撰稿人的担当努力和效率。要知道源泰村史是历史的空白，建村已有600多年，但没有任何档案记载。编写者们虽然土生土长，生活在这片土地上，面对历史的空白，一切还得从头做起。说干就干，在短短的时间里，编写者们不辞辛苦，走访村中耆老，查阅各姓家谱，遍访图书档案资料，终于构建起《源泰村史》框架。源泰村叙事就这样娓娓道来，流落笔端。伏案拜读，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源泰村的历史和现实画面，穿越时空，清晰地浮现在我的面前，我似乎又一次行走在熟悉的家乡广袤的土地上，领略她的风采。恭读之余，不得不对村史编写的策划者、撰稿人和参与此事的诸位乡贤，由衷地表示深深的敬意和感激。是他们的辛勤付出，谱写了源泰村的历史变迁，留下源泰悠久的文脉。

村史是村落发展的历史见证，历史是不应该被忘却的。《源泰村史》所指源泰村，是由源泰堡子、肖家堡子、尕堡子三个自然村构成的行政村。堡子既是源泰村的文化符号，也是她的生存和生活空间。堡子文化是中国北方地区特有的村落建筑文化景观。我曾考察过河北、山西一带的村堡文化。2016年在张家口召开的“冬奥与一带一路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曾发表论文《保护古堡文化遗存，展现一带一路风采》。张家口旧称“堡子里”，原是“军堡”建制，由军堡发展为张家口市，而且成为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主办地。论文中有这样一段话，谈到村堡文化。“中国的村堡建筑始于何时，尚无定论。但从其建筑传统讲，无疑是古老的都城建筑在民间的运用。考察村堡建筑，我们定会感到这一建筑无疑是吸取了都城建筑的防御功能，只不过缩小了规模，用于传统村落建筑之中。从村堡的分布地域看，主要是在中国的北方地区，尤其是古老的长城沿线。河北、山西首当其冲。这一地区不仅长城建筑最为雄伟，而且村堡建筑星罗棋布。如果沿长城向西行进，直到甘肃的嘉峪关，会发现村堡建筑是北方边陲地区最古老的村落建筑形式之一。我的老家在甘肃河西走廊的永登，那里几乎村村有堡。我家所在的村落就叫源泰堡子，附近还有萧家堡子、马家堡子等。源泰堡子是杂姓居住的村堡，而萧家堡子、马家堡子是同姓居住的村堡。这一地区还有以古代烽火台命名的村子。烽火台又叫“墩子”，今天的兰州新区就有叫山子墩（中川）、四墩子、五墩子、六墩子的村子，这些村子中同样建有村堡，供人们休养生息。”（注1）在“堡子里”参加学术会议，自然想到家乡的堡子，是情理中的事。令人遗憾的是，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源泰村所属源泰堡子，尕堡子、肖家堡子这些村落的标志性建筑物，都悄然消失了，我想村落的记忆则是永存的。

读《源泰村史》，深感编写者们在村史叙事中，注入了浓浓的乡情和乡愁。特别是兰州新区建设，完全打破了秦王川的平静，使其迅速向城市化迈进。变化是意想不到的翻天覆地，致使源泰村来不及清理自己的家底，就和祖祖辈辈休养生息的土地匆匆告别。以往的农耕生活，就要被一种新的生计所取代。源泰村的农耕文化，就此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有史以来的农耕生产和生活方式就将结束。回想起来，源泰村所处的秦王川原是粮食产区，其中春小麦禾尚头（和尚头）面粉，是享誉中外的兰州拉面的理想食材。兰州人一谈起禾尚头小麦，亲切地称其为“北山麦子”。禾尚头小麦是秦王川（包括源泰村）的特产。这种小麦之所以珍稀，是因为它滑润爽口、味感纯正、面筋强、下锅不烂、味香耐嚼，是兰州地区人们喜爱的食品——拉面。被农业部批准为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物，登记保护。更为重要的是禾尚头小麦种植在压沙地里，而压沙又是秦王川和源泰地区特有的农业耕作技术。按现在时髦的说法，这种耕作技术是典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遗产产生于秦王川独特的自然环境和劳动者的集体智慧。伴随着耕作技术所产生的许多独特的各式农具，如抄地和播种用的耧，就有宽耧、窄耧和籽耧之分。沙地压沙技术，沙地种植技术、沙地作物管理，是源泰村特有的沙地文化。伴随沙地而生的是源泰村的饮食习俗、岁时节令习俗、信仰习俗、人生仪礼（生育、婚姻、丧葬）、村规村约（道德、伦理）等，这些都是源泰村落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是它养成了源泰村勤劳朴实的民风、热情奔放的民情。如何将源泰村的历史沿革、生活、生计和众多的源泰村历史文化记录下来落在纸上，留住历史，保住记忆，正是村史策划者和撰写者们的初衷，村史留下他们的笔迹，也记录了他们的功德。

村落是乡情、乡愁的载体。乡情、乡愁附着在村落历史的文化空间之中，她永远留在村民的记忆中，是抹不去的村落情结。无论你走到哪里，这种情结如影随形。我14岁离开家乡，走上求学之路。兰州六年，每年寒暑假回村，参加农业生产劳动，这养成了我吃苦耐劳的精神。1960年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求学，1965年毕业，在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任教，从教40个春秋，专门从事民俗学和民间文化研究与教学，为培养少数民族人才尽心尽责。我所从事的专业是民俗学，民俗学在社会学科中是最带有情感的学问，也是两条腿的学问，入乡问俗，入乡随俗，是它的基本工作方法，它有一个专有名称叫“田野作业”。农村出身的我，从事民俗学研究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情感上和农村生活，农村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多年以来，我的考察足迹遍布全国各地。我是国际亚细亚（亚洲）民俗学会的创会人之一，担任会长，为亚洲各国的民俗文化交流和研究尽心尽力。田野作业足迹更是涉及日本、韩国，越南、蒙古国，马来西亚和台湾、香港地区。退休后，被聘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专家委员会委员，参与了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回忆往事，家乡情结永远是我前进的动力，在我的学术生涯中，不乏对家乡民俗文化的回望，家乡的风土民情，有时情不自禁地流入笔端，形成论文和心得。如果没有对家乡民俗文化的亲身经历，没有家乡村落文化对我的熏陶，就不会有我的《民俗学》等著作。这本书的每一个章节，都有我对家乡民俗文化的认知，插入书中的许多图片，是我回乡时拍摄的，算是永恒的记忆。2021年学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六卷本《陶立璠民俗学文存》，是我教学与研究民俗学的小小总结。家乡对我的深情厚谊无以报答，漂泊在外的一介书生，虽已耄耋之年，对家乡的建设没有尽绵薄之力，深感忏愧。今天在这里提及个人经历，算是我对家乡父老乡亲的一次汇报吧。

《源泰村史》即将付梓，值得庆贺。受诸位乡贤的嘱托，写了如上的话，仅表达远方游子对家乡的一番深情。不当之处，万望诸位乡贤，父老乡亲予以指正。

源泰村人：陶立璠

癸卯（2023）初夏于北京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