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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马林诺斯基思想的新生，就不得不转向费孝通；要理解费孝通思想的源头，就不得不从马氏启程。
负笈英伦，求学马门，是费孝通学术历程的重要转折。在马氏所主持的“席明纳”上，①大量学者从四面八方带来实践中的新问题和学术中的新思想，费孝通在“烟雾缭绕”中接受着学术前沿思想并感受着国际多元视角。留学两年期间，费孝通在“席明纳”的讨论中经历了两个题目：（一）文化表格。即人类学者在田野工作时指导性的参考表格，罗列着许多要求调查者进行实地观察的项目。“一个研究者手边有了这个文化表格，心中就有了底，才能进行有效的田野调查。”②（二）三项法。即马林诺斯基在接触到非洲东部和南部的若干英国殖民地的原有文化受到外来文化冲击而发生变化的情况后，提出分析文化动态时所采用的方法。③文化表格和三项法分别对应于《文化论》和《文化动态论》，是马氏针对孤立封闭的西太平洋海岛和开放发展的非洲大陆所作的两种文化解释模型，其思想体系的内部变迁是一种自我反思和自我完善。在马氏如沐春风的关怀中，费孝通接受了当时顶级正规教育的全过程，完成了第一本著作《江村经济》，同时奠定了其在国际人类学界的学术地位。
费孝通受马氏之托，将《文化论》带到了中国人类学界。费孝通将马氏的文化理论称为“朴实的文化论”，认为其“文化理论就是观察文化实际的方法”。①这是费孝通的中国功利主义对马氏的英国经验主义的解读。在《文化论》的阅读和翻译过程中，费孝通不仅学到了文化理论本身，而且继承了马氏的实证之风。费孝通认为，《文化论》的功能在于联结了人文和自然，将人文置于自然之中，文化成为可实证的实体；《文化论》的意义在于抨击了西方中心主义的“遗俗（surcical）说”，文化的意义在于其功能。
面对马氏的“需要论”和布朗的“函数论”之争，②费孝通认为，实质上马氏很早就提出了文化各部分的相关互变性：《文化论》中“人类活动体系”的概念，即“制度”，制度即相关互变的函数。但由于要严守阵地，“不能在需要论上退下来，所以补充了‘派生需要’来填补社会部分，再加上‘整合需要’来补足人文世界中知识、科学、宗教、巫术等部分。”③。这或许是马氏的本意，或许是费孝通在自己理解框架中的发扬。
在《江村经济》中，费孝通将马氏的田野调查发展为社区研究，选择封闭的江村，同时以动态发展的眼光观察与介入，融合了文化理论和文化动态理论，为文化理论阵营提供了一个中国事实，是马氏理论在东方世界的回响与实践。同时费孝通在此轻松超越了文野之别和东西之见，马氏盛赞其“不是一个外来人，在异国的土地上猎奇而写作的；本书的内容包含着一个公民对自己的人民进行观察的结果。”④费孝通从学术生涯迈出的第一步起，就致力于将西方的学术思想应用于中国的社会语境，这既是费孝通作为一代儒生修齐治平的家国梦想，也是其学术不落窠臼、思想生动灵活的重要因素，因为丰富多彩的生活是其汲取营养的源头。
几十年后，费孝通在学术反思中重读了《江村经济•序》，对马氏所说的“一个民族研究自己民族的人民”有了进一步理解：马氏预见性地指出人类学田野和视角的转换。这一预言借由二战后的民族独立而应验———过去对西方人敞开的“野蛮人世界”现在关闭大门，西方学者不得不转向文明世界。同时，针对利奇对《江村经济》的两个质疑———“窥斑知豹”和“自知之明”是否可能，①费孝通回应道：“人文世界中所说的‘整体’并不是数学上一个一个加起而成的‘总数’。生在社会里又在社会里生活的一个个人，他们的行为以致思想感情的方式是从先于他存在的人文世界里学习来的。……这个模子在满足个人生活需要上是具有完整性的，……社会人类学者首先要研究的对象就是规范个人行为的这个‘模子’，也就是人文世界。这就是‘微型社会学’的基本理论依据。”②同时，费孝通批判利奇丢开了功能学派“众出于一，异中见同”的律令，“人类学者最重要的见识总是植根于自我的内省。……个人经验要个人反省才能表达出来。”③无论研究异土还是本土，无论观察野蛮抑或文明，关键在于“进得去－出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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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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