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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卉娟]家国互构:社会史视角下的明代“大礼议”
————以霍韬为切入点
  作者:储卉娟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7-09-28 | 点击数:1356
 

  四、家国互构:社会史视角开放出的讨论空间

  关于礼制之政治意义的讨论,都无法回避家与国的关系问题。对此最为常见的描述是“家国同源”。早在1917年与1928年,吴虞与日本学者桑原陟藏便分别指出了传统中国政治结构与家庭结构的关联(尾形勇,1993:1)。而且桑原判断说:“中国的政治组织是一种家长政治。家族是天下的原型。”(桑原氩兀�1968:16)自此以后,学界大多注意到中国古代“家”与国家的特殊关系。尾形勇在其著作《中国古代的“家”与国家》中,总结并批评了将中国古代的国家构成看成是家族简单扩大的基本观点,突破由家到国自然构造扩展的认识模式, 建设性地指出,中国古代皇帝的统治是建立在以君臣关系为媒介、家国秩序同构紧密勾连的政体构造(尾形勇,2009),将对“家国同源”的认识推向对“家国同构”的关注。

  接续此一基本思路,甘怀真指出传统学说“视传统中国的国家为一个家,诚有见地,但这个家的型态不是一般的庶民之家。试图以这种庶民之家,或宋之后的家族型态或所谓家父长权力来理解传统国家,恐怕会被误导。”(甘怀真,2003:246)但他同时也指出“宗庙是国家最高的象征,皇帝是以宗庙主人的身分而为臣民之君主,故任何人在宗庙内,皆须遵守国家的公的规范,无私情可言。皇帝的正当性在于他能够‘奉宗庙’,而成为此家的君主。相对的,不能奉宗庙则被拿来当作罢黜皇帝的理由。”(2003:244)

  周飞舟通过对丧服制度的探讨,讨论礼制作为中国传统精神世界之伦理规则的内在意涵。其中,自西周宗法封建制度以来奠定的“亲亲”与“尊尊”的体系特别值得注意。“以父祖之尊为核心,外接爵位之尊,内统血缘之亲,一方面使得宗族内部的亲亲关系中也充满了等级结构,另一方面使得政治领域的尊尊关系中也布满了亲属关系的影响。”(周飞舟,2015:39)这种自然血脉与等级结构紧密结合的制度,甚至构成了费孝通在民国时期所观察到的中国社会基本结构“差序格局”背后的伦理基础。

  然而,“亲亲”与“尊尊”之间除了在丧服制度中可以观察到的紧密结合之外,也充满了现实性的张力。这是宗法这种基于自然血缘的制度面对政治社会必然要面对的难题,无论在家还是国的层面,都需要给张力一个伦理性的安置方案,而在中国传统社会家国一体的正当性构造下,这种安置又显得格外艰难。

  “大礼议”及议礼各方的构想与方案,正是对以上张力及其安置艰难性的深刻反映与呼应。回顾当前关于大礼议的历史学研究,要么讨论思想内在的发展脉络,要么强调行动者的现实利益诉求,而较少关注到参与各方在特定历史时空下的“精神世界”及其正当性诉求与想象的展开。皇帝与众臣,继统与继嗣,其间相冲突和斗争的,恰恰是对自然血缘关系与等级关系孰轻孰重的不同主张。究竟是以自然延伸的血缘关系作为帝国的伦理基础,还是以皇帝统率万民的政治伦理作为帝国正当性的根源?看似从西周延续至清代的家国同构社会秩序,一旦进入内在肌理,我们便会发现,与其说这是一个“超稳定结构”(金观涛,1984),不如说是一个以内在斗争为动力的政治有机体。政治伦理之外一直存在的对抗性伦理力量,以及以自身努力不断沟通这一对伦理再造整体论题秩序的士人阶层,在这个意义上,可能具有比我们所想象更为深远的意义。

  同时,也是在“精神世界”伦理性的脉络上,霍韬的个案格外具有方法论上的启发性。尾形勇在出色的考据和文本工作后发现了家国同构,但他也感叹,中国传统政治究竟如何实现由家到国的这一跃并维持千年,是最根本性的难题。霍韬的个案提示我们,至少在明代一些士人的思想与行动中,庶民的祠堂与皇帝的宗庙,已经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共通性质,且这种共通性经由个人的特殊双重身份和社会行动,使得庶民的家族形态与“大礼议”事件发生密切可观测的历史关联,促使我们转而思考,在“同构”的现象背后,是否存在着“相互影响”的“互构”演化过程。

  一直以来,关于地方社会史的考察自觉或不自觉都受到梁启超的影响。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指出,“自春秋以降,我族已渐为地方的发展,非从各方面综合研究,不能得其全相” (梁启超,2000:22),“如欲彻底的了解全国,非一地一地分开来研究不可。普通说中国如何如何,不过政治中心的状况,不是全国一致的状况。所以有作分地的专史之必要。广博点分,可以分为几大区,每区之中,看他发达的次第。精细点分,可以分省分县分都市;每县每市,看他进展的情形。破下工夫,仔细研究,各人把乡土的历史、风俗、事故、人情考察明白,用力甚小,而成效极大。”(2000:196)。然而,地方的意义或许不仅在于是构成“我族”的区块,而在于它与“天下”的对应关系。尤其是明清之后,帝国构造日趋复杂,如何将各个地方的千家万户纳入统一的伦理秩序,完成政治共同体的建构,更已构成勾连“地方”与“天下”的核心问题。前述科大卫的研究已经指出,岭南地区的士人与大族利用国家的礼仪改革这种意识形态资源完成了自我建构的过程,那么霍韬的故事则提示我们,如何理解对“家”的结构,也能够影响政治参与者关于“国”的结构的理念。假如“大礼议”事件的结局尚未注定,那么这些理念将会催生行动,引发博弈,可能使“国”的结构走往一个我们始料未及的方向。在这个意义上,讨论“地方”的国家意义,将“一地一地的分开研究”与“乡土的历史、风俗、事故、人情”放在更大的时空框架下,充分重视“乡宦”的“宦”之维度,考察其行动在思想史与社会史两个层面的建构意义,或许能更好帮助我们重新梳理和把握传统家—国体系之构造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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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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