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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讲清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区分两个概念。一是口传，二是口传时代。任何时代都有口头传说，但是口传时代，却是特指历史的传承主要通过口说，而不是文字记载来实现的时代。只有在口头传说的时代，瞽史才可能作为历史传说的主要载体。过去的论述都混淆了这两个概念，所以所得结论都很偏颇。徐、杨两氏，将瞽史口传时代的下限定在了战国时代[21]，这是说不过去的。不要说我们今天出土的大量战国时代的简帛文献，可以证明战国时代早已是典籍浩繁的年代;即便从《尚书》、《逸周书》这样的文献中，也可以明了这种说法的牵强。杨宽说瞽史是世代相传的贵族知识分子，这是受了汪中的影响;但职业可以世代相传，盲人却不可能世代相传，所以汪中认为瞽史并不一定是瞎子，而杨先生却还说他们是“瞎眼的贵族知识分子”。 我们则认为，瞽史，瞽矇，的确是盲人，《左传》中的“师”有“相”，《周礼》的“瞽矇”有“视瞭”，就是最好的证明。当时瞽史地位已经很低，很难说是贵族，更不会世袭。刘成荣也指出，《左传》中的瞽矇和乐师可以作为礼品赠送，其地位巳经接近倡优，例如《襄公十五年》记载郑国罪犯多逃亡宋国为盗，郑欲以贿赂换取宋国引渡这些罪犯，乃纳赂于宋，以马四十乘与师茷、师慧， “师慧过宋朝，将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 ‘无人焉。’相曰：‘朝也，何故无人?’慧曰：‘必无人焉。若犹有人，岂其以千乘之相，易淫乐之矇?’子罕闻之，固请而归之。”[22]因此，当时的瞽矇，应该是从盲人艺术家中选拔出来的，不可能是世袭的制度;即便是口头传说时代的瞽史，也不大可能是世袭的，因为很难想象瞽矇代代有盲人，也很难想象有故意弄瞎眼睛以继承瞽史之职官的残酷刑罚。
作为瞽史口头传说的时代，恐怕在西周以前就已经结束了。但是直到战国时代，当时应该还流传着很多远古时代的口头传说。我们虽 然从总体上否定春秋战国时代的书是由瞽史传诵的，但也应该承认以下两点。第一，春秋时代的瞽史，包括瞽、师、矇、瞍等，他们中间一定也会流传着很多口耳相传的知识。因为无论是作为职官，还是作为职业的瞽史，都有继承他们的弟子。他们常常在学校教授乐舞，弟子当然众多;瞽矇对于接替他们职位的弟子，也必然会有教导，这些口耳相传的学问，除了音乐之外，也应当包括很多流传的当代故事和历史传说。第二，当时成书的著作中，有些内容也的确有可能是来自瞽史。春秋战国是我国著述大发展的时期，当时人著书，材料主要是来源于古代史官传承下来的记载，但不可能所有的历史事件都是有记载的，必然会有一些事件是通过口耳代代相传的，还有很多事件不会见于官方记载，只可能在民间流传，或者民间流传的与官方记载的 不一样。从先秦诸子所记载的各种故事来看，也很清楚。例如《韩非子》在记载某个故事时， 往往同时记载不同的版本，所谓传闻异词。直到司马迁写《史记》，还到处寻访故老，听他们说前代的故事，这都只跟口头传说有关，而跟瞽史无关了。但是谁又能否认瞽史也曾经参与过这些口头传说的流布呢?
春秋战国之际，由于私家著述大发展的需要，无论是当时已经书于竹帛的文献，还是口头流传的当代故事和历史传闻，都会被重新整理和记录。这个时代的确是一个书籍记录大爆炸的时代，我们不能排除其中有些口头传说来源于瞽史;但我们也可以断言,这时候的瞽史，在传诵历史这方面，早巳不再起主要作用，甚至已经不是其主要职责了。
尽管如此，我们却难以否定个别瞽史在传诵古史方面的作用。他们的记忆力好，音乐的修养好，在传诵古史方面的确有优势。他们在 很多礼仪场合要唱诗，想来对于诗篇是能背诵很多的，说他们也能背诵很多历史文献，讲述很多历史故事，也是很合乎情理的。只不过他们传诵的很多内容，可能早已书于竹帛了。具体到左丘明，也难以断然否认他是瞽史。左丘明的生平我们虽然不是很清楚，但他作了《左传》和《国语》，司马迁又有“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的记载，那么他是一位瞽史的可能性当然存在。顾颉刚问，既然他是盲人，他又怎能把这么宏大的两部著作写下来呢?[23]这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怀疑的，《左传》中的盲人艺术家都有“相”，左丘明口述，“相”记录，不是也可以吗?他也可以请别人帮忙，甚至可能在他未失明以前写成的。 无论如何，左丘明是瞽史这一点，是符合历史记载的，也是非常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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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郑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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