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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朝向当下
民俗学有着长期的“向后看”的传统，“在整个学科发展史上曾倾向于把自己界定为主要是关于较早时期的传统残留物(remnants)的学问，这些残留现象，还继续存在于那些已经被主流文化所超越(outdistanced)的社会领域。就此范围而言，民俗学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是研究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最近叫做‘残留文化(residual culture)’的学问。”[42]因此, 到偏远或工业化不发达的地区搜集行将逝去的、具有本真性的传统长期成为民俗学研究的核心。这一“向后看”的取向造成了民俗学的巨大危机，“假如民俗学的研究对象被局限于特定文化或历史阶段的残留物，那么这门学科也行将就木，因为当那些传统彻底消亡之后，这一学科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43]。而表演理论的兴起不仅在方法论上, 而且在研究角度上打破了这种学科定式。对于特定情境中发生的表演及意义的关注，使研究者不再迷恋于追溯历史流变、地区变文或文本为主的功能分析，转而注重民俗的新生与重构、表演者与参与者之间的交流互动,以及各种社会权力关系在表演过程中的交织与协调。这样,“现代社会中民俗学的消褪”所引起的危机被注重民俗学在现代社会中的角色与意义的学术导向所替代。[44]用鲍曼的话说，“表演正提供了这样一个出发点，使得口头艺术中的传统、实践与新生性联结起来。因此，表演也许会成为一门全新的民俗学学科的基石，它将使这门学科从‘向后看’(backward-facing)的视角中解放出来，从而能够更多地理解人类经验的整体性。”[45]
在表演理论直接与间接的推动下，中国民俗学近年来也逐渐经历着从“向后看”转为“向当下看”的转变。譬如在民间叙事学领域，“与一段时期内国际民间叙事学的发展历程相似，长期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也是以文本研究为主的视角和方法……学者们打量叙事文本的眼光基本上是‘历时性’的，视角和分析方法模式主要是‘历史溯源’式的，也就是往往通过对文献资料(包括古代典籍、方志、巫书等)的考据，或者结合采集的口头叙事文本，或者再有考古学的材料，——总之，往往是通过对文本形态和内容的梳理和分析，追溯其原始形貌和原初涵义，勾勒它在历朝历代演变的历史脉络，并探询其可能蕴涵的思想文化意义。”[46]而在近20年来，尤其是1990年代中期以后，文献考据和文本溯源式的研究逐渐为对当下的口头叙事传统进行田野调查和研究的民族志所取代。仅以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专业近10年间完成的相关博士学位论文为例，仅由题目，便可以看出这一“朝向当下”的特点：
朝戈金：《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2000年；
祝秀丽：《辽宁省中部乡村故事讲述人活动研究——以辽宁省辽中县徐家屯村为个案》，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
尹虎彬：《河北民间后土信仰与口头叙事传统》，2003年；
巴莫曲布嫫：《史诗传统的田野研究——以诺苏彝族史诗“勒俄”为个案》，2003年；
林继富：《民间叙事传统与故事传承——以湖北长阳都镇湾土家族故事传承人为例》，2005年；
陆晓芹：《乡土中的歌唱传统：广西西部德靖一带壮族社会的“吟诗”与“暖”》，2006年；
西村真志叶：《日常叙事的体裁研究——以京西燕家台村的“拉家”为个案》，2007年；
郑长天：《瑶族“坐歌堂”的结构与功能——湘南盘瑶“冈介”活动研究》，2007年。
如果超越口头叙事范畴，转而注视更广阔的民俗研究领域，这一取向就更加明显。[47]
与博士论文相比，硕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往往更加活泼灵动。2010年，北师大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共有9位硕士生(不包括留学生)开题，下面是他们开题时选择的毕业论文题目：
卞梦薇：《游走于虚构与真实之间的“架空宗教”——以飞天意面神教为个案》；
包媛媛：《口头传统的音像化研究——以温州鼓词为个案》；
施予珍：《旅游开发与社区文化变迁——以贵州隆里古城生态博物馆为例》；
王雅宏：《谦卑的食草者——素食主义在当代中国都市社会中的文化象征》；
董梦：《生活、生计与文化遗产——北京中幡的当代传承》；
李向振：《劳作模式的变化与村落生活的变迁——以河北长林村户办铁厂为例》；
阎艳：《市场与庙会的共生关系—— 以安国药王庙会为个案》；
陈佳：《传统儿童游戏的“传”、“承”、“人”——以北京地区传统儿童游戏为例》；
翁建颖：《现象学关照下的民俗学基本问题》。
这些选题，除极个别情况外，绝大多数都密切关注民俗传统在现代社会中的角色与意义，具有鲜明的“朝向当下”的学术取向。
笔者曾在《“民俗主义”概念的涵义、应用及其对当代中国民俗学建设的意义》一文中，对当代中国民俗研究有过这样的批评：“面对目前国内各种如火如荼的民俗旅游、古建筑重修、民族风情表演、民族服装展示、民歌新唱等，许多人依然嗤之以鼻，不屑一顾，许多新的现实生活领域，比如网络、影视、手机短信、流行歌曲和音乐、商业或者政治性展览会等，也较少见到民俗学者探索的身影。这使中国民俗学无法从根本上融入现代社会科学的对话中，也无法对当代社会研究做出重大贡献。”[48]尽管所批评的上述情形依然存在，不过，梳理近30年来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史，笔者发现：情况正在逐渐发生改变，中国民俗学正日益经历着从“向后看”到“向当下看”的转变，如今，从民俗旅游到大众传媒、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到传统节日放假，民俗学者正越来越多地介入到对民俗传统在现代社会中的角色与意义的探索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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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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