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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远亲不如近邻：从祭祀中心看城市中的行业与街区
在中国古代相当长的时间里，由于官府的特定需求，政治中心城市的工商业往往比较繁荣发达，这里集聚着大量手工业和商业的从业者，他们的身影日益投射在城市生活中，也日益在社会的情境中形成自己的势力，发出自己的声音。
北京东岳庙自元始建以至明清，一直被列入国家祀典，其国家正祀性质，已为前节所论；而东岳庙中最早的行业神殿宇——公输仙师殿出现于清康熙末，亦可见前节，均不赘述。在本节中，笔者试图通过对东岳庙西廊诸行业神的考察，思考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北京城市社会的一些特点。
01 西廊鲁班殿与京东土木行业
北京东岳庙正中一路共六进院落，东廊有6个园林式的小院，纵向排列，面积不大；西廊则建有许多供奉道教神祇的殿宇，如药王殿、鲁班殿（公输仙师殿）、马王殿、月老殿、火祖殿、玉皇殿、斗姥殿、岳帅殿、仓神殿等。从这些殿宇的建造时间来看，在东岳庙营建的元、明时期，它们并不存在，西廊的部分应该是后来逐渐扩展出来的。其实，东廊的园林式庭院也是由于清代皇帝谒陵中途休息的需要而扩建，这多少反映了清代政治和社会变化的影响，西廊诸神殿宇的修建正是北京行业力量发展的体现。
元、明两朝实行匠户制度，京师虽集聚大批工匠，但多属国家控制，自己没有多少生产和经营的自由，也不可能形成自己的组织和群体需求。行业组织虽然出现较早，在宋代的城市生活中就已表现突出，据说南宋临安有414行之多，但多为商行；明万历时顺天府宛、大二县共有132行，材料中举出的除了商业性的行业组织以外，即使属于手工行业，也多是服务业性质的，如烧煤行、等秤行、裁缝行、刊字行、打碑行等等。
应该说，虽然自唐、宋至元、明，中国的城市发展较快，即在当时的世界上亦处于领先地位，但在行业组织方面，商业性和服务业性质的行业组织形成较早，手工业的行业组织形成较晚，这与国家对手工业的控制极严直接相关——对于商业和服务业，官府往往只通过课税的方式进行管理和控制，而对手工业则采取官办的形式，工匠的人身关系经常被直接控制在国家的专门机构中。
因此，工匠与东岳庙发生直接联系，在清代之前往往是被动的，是在国家力量的驱动之下发生的。同时，由于寺庙的修葺首先与建筑行业发生关系，因此这个行业在寺庙中的角色就不同一般。明嘉靖时的重修碑记中说：“御马监太监张暹、卢鼎等率诸匠□绘饬兴工。”这里所谓“诸匠”应该是包括木匠、油漆匠、彩绘匠人等在内的，而且应该属于宫廷征发徭役的性质。
这种情形在入清以后逐渐发生变化，一方面东岳庙的民间色彩日益浓厚，国家影响有所消退，另一方面国家对工商业的控制较前大为放松，东岳庙的修缮已经很少有官府通过征发徭役的形式兴工，而往往是社会捐资后招募工匠兴工，工匠便与寺庙或投资人形成了比较对等的社会关系，他们对于寺庙来说也就有了一定的发言权。于是在康熙年间，东岳庙里所立碑石之中，就有了行业性善会组织的身影，如有“四顶圣会”碑记上的落款为“正阳门外猪市口粮食店四顶圣会庆立”，应该是米粮行的行为。到康熙五十八年就出现了《修建公输仙师碑记》，土木行业开创了进入东岳庙建立殿宇的先例。
从这块碑记可以看出，当时建造鲁班殿的是“京都顺天府大、宛二县各处地方弟子众等”，据碑阴题名共400余人，系京师土木行业的群体行为。碑文中说：“京师为首善，化百工之巧者，莫不汇而集焉。”这些工匠之所以可以凭此一技之长在此生存，不能不说是这位“制作之祖”的功劳，“于是各解其囊，共襄其工，择地于东岳庙之廊宇，盖而塑立之”。由此可见，康、乾时期是各有关行业组织发展并在东岳庙这个神圣之地留下痕迹的时期，而在这些组织中，土木建筑及建筑装饰行业的繁荣似乎更为明显，这种情况只有在经济比较繁荣、城市建设（包括宫廷建设）加速的形势下才可能出现。
乾隆十七年，大、宛二县、朝阳关内外“搭彩众士人等”立鲁祖老会碑，这里已聚集了东岳庙邻里地区“朝阳关内外”的棚行同行。次年，同样是大、宛二县、朝阳关内外五行八作的匠人又重修鲁班殿。经过40多年的风雨，该殿“无人修葺，殿宇渗漏，神像失色”，虽然他们希望重修，但“独力难行”，说明这些匠人还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最后通过集体捐资，才能“制买灰瓦，砌补殿宇，措办颜料，妆塑神像”。也许这里的“独力”指的就是朝阳关内外的同业匠人，由于最后是“广募协成”，所以才涉及大、宛二县其它地区的同行。值得注意的是，在捐资的名单中也包括了某店、木厂、某铺这样的“企业”，而不仅是个人。
乾隆三十三年，东直门内南北小街的木匠、石匠、瓦匠又进香立碑，因东直门内南小街与朝阳门内北小街直接相连，行业中的街区因素更加明显，似乎京城东部地区是建筑行业比较集中的地区。乾隆四十八年再修，碑文中称“奉旨殿宇重整”，本庙住持余源林在碑阳署名，碑阴题名中不仅有所谓“六品典仪官”，规格比较高，还包括了木厂、灰厂、棚行和石作，即包括了工匠与厂商两部分人。说明在较高层次上举行的活动中，已经出现行业竞争的土木行与棚行仍需在一起参与。
但自此之后，棚行与土木行的确开始分别进香立碑。如乾隆五十四年的《鲁祖碑记》是由朝阳关内南小街以内“众棚铺搭彩众士人等”组成的善会所立，其中包括了上坡、楼底下、井上、遂安伯胡同、石大人胡同、新开路、新开路西口和雅宝胡同的铺户以及伙计，本庙住持余源林依然在碑上列名。这些胡同都在今朝阳门南小街的东西两侧，在清代系镶白旗的地盘。一年后，朝阳门外的棚铺扎彩人等又献供立碑。乾隆五十七年的《鲁班圣祖碑记》虽然没有表明是哪行所立，但文中说到为祝贺乾隆皇帝80大寿而起造“万寿天灯”，似乎应该是棚行所为。根据碑阴题名中的“内务府营造司、工部营缮司”等，这次举动还有了官府的背景。
从最早在东岳庙建造行业祖师殿并不断立碑的土木行业来看，虽然其行业色彩十分鲜明，但地域特点也很突出，基本上是分布在东岳庙附近、也即京城东部朝阳门附近地区的个人和群体。虽然东岳庙一直作为国家正祀而作为超地方性的文化象征，但对于邻里街区的希望利用这个象征的人群而言，它只不过是这个邻里地区的祭祀中心而已。特别是在清代，虽然东岳庙的吸引力可以说是跨区域的，但不断光顾并给予支持的老主顾多来自邻里，这个鲁班殿并不一定能代表整个京城土木行业的香火所在。
02 西廊马神殿与东四马市及其他
就在土木行业在东岳庙建殿的第二年，即康熙五十九年，东四牌楼的马市也接踵组织善会，决定在每年的三月和六月在东岳庙演戏娱神。
祭祀马神本来也是国家正祀，《周礼》中就有祭“马祖”的说法，隋、唐、宋均有祭祀马神之制。明洪武二年即在南京后湖建立祭坛以祀马神，永乐迁都北京后，又在莲花池建立马神祠，由主管养马事务的太仆寺官负责致祭，其祭祀等级与东岳庙相同。这种情形当然与马匹在历代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重要作用有关，与边内农耕民族同边外游牧民族的关系有关，茶马贸易也可以从另一个方面说明马对国家的重要性。
此外，明代在全国范围内、特别是在北方实行马政，也刺激了从官府到民间的马神信仰。所谓马政，即明代国家采用民间养马的方式，减轻国家养马的负担。具体方法是按南北方条件不同，以不同数量的人丁摊养马一匹，用于养马的土地与征粮区分，免交田赋，要求几年上交马一匹等，在组织上则设马头进行管理。“近年以来，北虏有警，需马尤亟”；“顾富足大家，多不乐养马，势必转丸及之贫户”。养马成效如何成为考核地方官政绩的指标之一，养马所需各项条件无法满足，导致马户无法如期如额交马而破产，于是北方各地马神庙纷纷建立，地方官则于每年六月二十三日去马神庙致祭。
明后期马政破产，但马神信仰并未因此消失。首先，清朝以骑射取天下，对马的重视大于明人，何况北京内城为旗人所居，重视的程度要高于其他地方。其次，由于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交通和运输业日益重要，马在其中的角色自不待言。“马王者，房星也。凡营伍中及蓄养车马人家均于祭之”，祭祀日期也被传承了下来。
在今天的东四路口以西至美术馆、西四路口以东至府右街的路段，自元以来就是牛马行业的集聚之地。据《析津志辑佚》，“羊市、马市、牛市、骆驼市、驴骡市……，俱在羊角市一带”（羊角市在西四附近），元代即有马市街之名。至清称西马市街，也称东大街。而东四以西的东马市街，又称西大街，牛马行业的集聚之所至清逐渐自西迁至于此，“有马市、猪市、羊市、百鸟市”。明代御马监的马神祠也在此附近，即景山东北，至清为马神庙。
康熙五十九年到东岳庙敬神的“东四牌楼马市众善弟子”自称“马王老会”，应该不是此次新建的祭祀群体。从碑文中，我们看出他们并无太多官方色彩，与明代马政制度下的马神祭祀不同。“马王为世明神，……上不特天闲内厩资其保护，凡都城里□□马□家悉赖其庇。……上充国家军旅之用，下足各人致远之需”。但文中称马王庙距离“最近，在朝阳门外，尤为□人便于祈祷”，说明这时东岳庙附近已有马王庙，但未必在东岳庙内。到乾隆十四年时，同在东四牌楼的驴行弟子来东岳庙进香，碑文还说是“故年例秉心于东岳庙西廊下三皇殿内马明王圣前，以及诸圣神前，每遇春秋，虔诚顶礼”，说明这之前东岳庙内还没有专门的马王殿，怀疑康熙五十九年碑也许以前立于其它地方，后来才移至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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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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