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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天后的奉祀，也包括家里的大事小情，诸如升学求职、婚丧嫁娶等也都要向天后娘娘请示。在这点上，无论是台湾、香港，还是新加坡等海外华人地区亦都如此，妈祖已经成为人们全方位的保护神明了。
总之，客民信仰内容极为庞杂，信仰的心理又极为顽强、执着。
这种状况，应是封建宗法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诚如有学者所说，“人们日益按照宗法制度的格局和功能塑造着鬼神世界的面目”，“如此庞大的鬼神世界，从其体系、环节到代表人物竟然完全是现世官僚机器的翻版。”［3］（p48～56）
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承认，这种鬼神体系同现世官僚机器毕竟有些不同：后者是欺压百姓的，而前者是保护民众的。求神不求官的民间信仰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民众的情绪、蕴涵着善男信女对美好生活的愿望与追求。
客家人在历史上由于饱尝战乱饥荒、颠沛流离之苦，而又感到孤独无援，因此凡能祈安、求福、修身养性的宗教及有保佑现世幸运、长寿、财富、平安、消灾解厄的民间诸神，客民不问神祗的性质如何，统统兼收并蓄，加以混合，融会贯通于自己的信仰生活中，从而将中国汉族社会多神信仰的特征表现得格外突出。
四、客家多神、杂神崇拜的文化源头
下面，笔者将力图从客家的多神、杂神崇拜去寻觅客家文化的源头。
民间的传统信仰，只是一个社会或社会集团深层文化结构这个大文化背景的某种折射。考察客家的文化，务必要与客民的历史相联系，溯流追源，才能认清其文化的本质所在。
笔者与张卫东在《论客家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士族制度与客家传统”一章中谈到，若要准确、深刻地理解客家传统，就必须追溯东汉以降的世族制度以及“永嘉之乱”后大批北方士民避难长江流域那段历史，因为“这段历史的诸种重要因素，对后来客家人的社会心理特性和文化传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4］（p108～109）。客家人的信仰传统，同样也与此紧密相关，因此，笔者认为本文仍有重申上述观点的必要。
众所周知，客家先民原居中原的黄河流域，当东晋“五胡乱华”及“八王作乱”之际，客家先民为逃避战乱、自然祸害等灾难，从北方中州南移，迁徙至长江流域和皖赣一带。这就是客民的第一次大迁徙。
大批中原汉族人相率南渡，他们在南方士族势力相对薄弱的地区，如安徽的长江以南及江浙的部分地区设立了侨州、侨郡、侨县。由于北方士族的大量迁入，使得当时贫困落后的长江流域很快成为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地区，建康、江陵先后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区，而北方士族聚集的会嵇和南方士族聚集的吴郡、吴兴，成为江南最富庶发达的地区，号为“三吴”。
这一时期（从东晋317年——唐879年共500多年），长江文化主要靠着南渡的北方士族空前兴旺起来。东晋、南朝是继汉开唐的桥梁与基础。东晋、南朝近300年间发展起来的文化，成为盛唐文化之雄厚基石，更成为客家文化之源。因为其间形成的文化传统，深深植根于客家先民及其传人之中，客家文化传统与那时的长江文化，确属一脉相承。明白了这一点，现今客民社会中的信仰传统，就能从中找到清楚的答案。
魏晋以至南朝，战争频繁，政治动乱，刑法苛峻。这不仅严重威胁到平民百姓，就是士大夫，也动辄触禁，因而士族群体消极避世的思想与日俱增，盛行谈玄理、说鬼神之风。这种风气对社会其他阶层影响至深，魏晋以降出现的一系列志怪小说，就是这种世风的表现。战乱和动荡，使得当时社会变成现实的地狱，“此世”令人越来越不足留恋，无论是士族，还是普通百姓，都渴求精神上的寄托与神力的庇护，这就为各种宗教活动和形形色色的民间信仰的发生、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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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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