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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神话传自上古，久经岁月，在文献中仅存只鳞片爪，因为文献不足，史料匮乏，所以，运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通过考证其中各种名物的原初涵义，以追溯其宗教原型和民族渊源，确实是神话研究的一个重要途径。但是，比较语言学的名物考证，对于神话研究而言，只能是一个辅助性方法，而不可能唯一的途径，更不能作为包解各种难题的万能钥匙。首先，要重建神话和古史传说的宗教文化背景，要揭示神灵的宗教崇拜原型，要理解一位神灵的象征意义、文化功能和生成语境，了解其与人类原初生活的关系，离不开人类学和民俗学；要揭示神话传说和宗教风俗的民族文化渊源，厘清其在不同文化和地域之间———尤其是中国和域外之间———传播和演变的路径，以及它在不同民族文化中的变与不变，就离不开文化交流史的研究，离不开历史、地理、语言等多方面史料的支持；传世文献和甲骨文、金文中的语言现象，仅仅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线索，要让这些线索真正落到实处，就需要像古史辨派那样从具体的历史语境出发，按照时间的先后、空间的脉络对文献史料和考古史料进行缜密的辨析、排比和阐释，才能做到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在这些方法论方面，顾颉刚、童书业、杨宽、陈梦家等神话研究者已经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其对于神话研究的作用，远非单纯的比较语言学方法可以代替的。
丁山的神话研究，尽管在问题意识和研究构想上深受古史辨派的影响，他继承了古史辨派的神话研究架构，在古史辨所开辟的几个主要方向，即神话的故事学研究、宗教史研究和民族史研究方面皆有所继承与创获，勾勒出了一个极富学术魄力也很有可行性的神话研究框架，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也提出了颇有启发性的见解，例如，他认识到古代史官制度，尤其是口头述史文体对于神话和古史传说之生成和流传的重要意义的，认识到巫祝制度和宗法制度在将宗教性的神灵祀典转换为政治性的古史世系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认识到正是古代史官制度下历史知识的生产和传承机制导致了“层累地造成的古史”，以及他致力于综合甲骨文、金文和传世文献重建上古宗教和神话体系，并由此认识到了商、周两代在宗教和神话传统上的连续性，都为中国现代神话学乃至古史学领域增添了新知，让丁山在中国现代神话学史上获得了不可磨灭的地位。
不过，丁山的神话研究尽管继承了古史辨派神话研究的问题意识和学科构想，但由于丁山片面而过度地倚重比较语言学，理论视野和方法论极为单一，既缺乏古史辨派所擅长在史料考据、文献辨析的功夫，也没有古史辨派基于历史语境同情地理解文本和史料的思想史和学术史视野，对神话学、宗教史、民族史研究所必需的人类学、民俗学、地理学、中外交通史等学术领域又缺乏了解，单纯依赖比较语言学，一条道走到黑，一味在音韵、文字上辗转勾连，轻率立论，其考证不可避免地陷于空疏和随意，导致其研究的结论大率失于武断，很难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相较其同时代的其他依靠甲骨文资料对古代宗教和神话进行研究的学者，如胡厚宣、郭沫若、陈梦家等，丁山的神话研究尽管著述更多，但其学术价值却要逊色得多。实在说来，尽管我们按照其研究的问题取向，将其神话研究区分为故事学研究、宗教史研究和民族史研究三个方面，从研究方法上说，丁山的神话研究只有一个取向，就是比较语言学。归根结底，丁山的神话研究，成也比较语言学，败也比较语言学。
尽管丁山的神话研究存在严重的缺陷，但是，在中国现代神话研究的学术史上，丁山的地位仍是不可磨灭的。现代学者中对古代神话进行系统清理和研究的学者屈指可数，丁山在战争年代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在颠沛流离之际，仍孜孜不倦于对中国古代神话和宗教体系的全面清理和研究，试图为中国古史研究的重建铺路开道，尽管其研究的缺陷不容忽视，其时常闪现的卓见也足以启发后学，其雄心勃勃的学术构想更是有待于后来人的继承与发扬。
本文并不想对丁山神话研究的每一个具体观点做出评判，而主要是想从他置身于其中的学术语境出发，将他的研究放回由古史辨学派、比较神话学和比较语言学、中国文化西来说等多个学术传统纠结交错而成的学术史背景下，对其进行同情的了解，说明他何以会提出如此这般的问题，何以会对神话研究有如此的期许，何以会犯那些在今天看来似乎是轻易可以避免的错误……。唯其如此，在读前辈学者的书时，我们才能不仅知其然，而且能够知其所以然，也才能真正理解其研究在学术史上的价值和意义。
（本文原刊于《民俗研究》2016年第6期，注释从略，详参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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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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