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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丙安]中国社会转型中传统村落的文化根基分析
  作者:乌丙安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8-05-03 | 点击数:1158
 

  五、结语:我们能做的事

  160多年来繁荣肥沃的山村,近20多年来极速衰败,只因为山路交通极度困难,濒临废村。据报道,近10年全国已经有90万村落消失,平均每天消失300个。乌老人现在还在怀念30年前,村里民间社火、舞龙舞狮的风火热闹岁月。乌老人还在念叨着村里的婚丧大事,一直就没断了村里传统的文化根脉。乌老人还在积极地支持着儿女在现代化进程中发展前途,他们对小康社会的到来默默地有所期盼。这就是我留下的一个,和各位同学、老师共同思考的问题。

  我们非遗的队伍有很多工作要做,目前有一个工程,当务之急就是能不能为濒临衰微的的村落给予现代化的临终关怀。就像抢救艾滋病人那样,癌症患者,必死无疑,也要有临终关怀,不能让我们的农业文明这么没有尊严地死去!应当像中国古老的传统有喜丧一说,我们这个农业文明,全世界糟蹋,就是不死!我们的小农就是自己找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路,难道不是吗?我愿意有机会做一些有生之年想做的、大家也认可的那些活动,按照农业转型的一个阶段,一边舞龙舞狮,一边现代文化,山村里边的巫师同时也懂摇滚。这种情况交织的时候,把重叠期和异质文化交叉,优先去抢救、关怀一下我们即将消失的山村。

  我们为农业文明留下一点是一点,我现在脑子里已经出现了一个文库本的书,一个村子,一个志,一个史。现在日本就是这样,我正在帮助山谷志村保护斗牛。一个小小的山谷志村,自然村落,村史三本,志三本,细到不能再细!每个老人会什么,做什么,弹弦的,唱民歌的,全部都有。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做?5个老人会回忆出多少东西?这些工匠是谁?追踪他们下边的子孙,是否怀念你的家?我们把活态的留下来,将是全世界、全人类农业文明社会发展史的回忆录、口述史。一代一代,肯定要遗失不少,但是我们想,能做多少做多少。这就是我讲的所有的话,没有更多理论。我们要拿我们已经学习到、掌握了的、国际性学术上验证过的理论去看、指导我们的实践深入下去。就讲到这吧,我做的这个课件,还有很多给大家用,这不是个人财产,不是个人智慧。老人没有智慧,只有阅历,只有经验。

  主持人:谢谢乌老师这两个小时给我们分享他的经历,其实充满了智慧!我自己是不能作任何评价的,只能说我学习了特别多的东西,也想了很多。

  首先想到的就是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到底怎么思考。乌老举的这五个村庄的例子其实都面临着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碰撞,即到底怎么转型的问题。我想我们平时想象的村庄,真的是老百姓需要的村庄吗?转型,是不是一定要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特别是转型过程中的一些现象也让我们必须面对。比如我们前一段从河北省易县桑岗村回来的时候,城市有一些消费者到村庄去,跟村民一起联欢。因为桑岗村是北方农村,本想村庄是不是能表演一些秧歌,结果村庄表演的也是现代舞,可能他们想象这些才是外边人来想要看的东西;可能对他们来说,秧歌太频繁了。他们为什么产生了这种想法?我觉得也要思考。今天的电影电视节目等等都在影响着他们,其实更是在塑造他们。

  其次,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有文化根基的村庄,面临着很大的风险。这种风险我自己把它叫做“文化的强制商品化”。老百姓不要,但跟我肚子差不多的那个村长和支书,就要让它商品化,国家也是,政策也是。所以我们平时在谈农村社会转型的时候,除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强制商品化,还有一个典型的现象——文化的强制商品化。这是在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当中,需要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还有在谈及村庄的时候,特别是宁夏村庄的生态移民搬迁,让我想起我们平时经常会听到的一句话,也是在我们制定政策时习以为常,从来认为非常正确的一个行动策略,叫做“规划先行”。我记得上学期在“美丽乡村”研讨会的时候,有位领导发言说,“美丽乡村非常好,在我看来,一切都要规划先行!”这句话大家一定不陌生,你只要听官员讲话,一定是规划先行。但我觉得规划很麻烦,挺害人,为什么呢?规划就是某些人在规划,它是技术统治主义的、技术专家为导向的。技术专家都在城市,以他们想象的农村来规划村庄的转型,这非常可怕。

  周日的时候我听见一个小朋友跟他的父母在大巴车里聊村庄的生活。这个小朋友说,“我觉得那些人生活得真惨啊!”我就想当这位小朋友进入到发改委的时候,一定会带着非常悲悯的心态去改造这个乡村。这样的话,如果规划出现任何错误,任何大的破坏一般都容易被原谅,因为人们都认为,规划者的出发点是特别好的,是为了农民的。

  最后一点,乌老参加政府的非遗,以及传统村落保护的评审,提出了三个基本的条件,以及乌老补充的一条:传统社会文化的传承。我斗胆提一条建议,即是不是任何一个传统村庄,应该要有传统小农农业方式的维续。假如没有传统小农农业方式维续,是否还能称之为传统村庄?我就谈这点我的学习体会,咱们下边就开始提问。

  问:中国当前乡村旅游的发展模式及其发展路径,应该以怎样的一种方式才能够有助于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答:乡土文化跟旅游的关系,就像叶敬忠教授提到的,带有一种强制商品化的特性。所有的乡土文化,它的主体是乡土和民间,拿农业来说的话,就是农民。农民的乡土文化是农民祖祖辈辈自己享受的,以一个家庭为单位,就是我们家的。我们祭灶神是我们家的,我们出去给老人烧纸或者在祠堂纪念也是我们自家的。记住乡土文化的主体,是本村、本乡、本土,旅游文化是客体。我们去卖票,每天策划的是让人看我们最隐私的东西,这样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是完全毁坏了乡土文化。乡土文化不是给你表演。

  我会跳土家族的吊丧舞,那是送葬之前跟老人死后的歌唱,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喜丧。有个老艺人是国家级传承人,他年轻的时候就是白头发,后来留出白胡子,现在对外就讲是72岁老艺人,其实才53岁。他说,旅游的人来看,老传承人啊!每天都跳,给50块钱,累得要命!我说国家级传承人现在每天挣50块钱,他不是在给他大娘办的丧事去跳,而是作为一个产品,商品化,对乡土文化是一种毁坏。从研究角度,我不倾向于把乡土文化给别人做商品一样表演,但作为一个旅游线路,这个是挡不住的。研究者们应该考虑这个未来是没有前途的!比如咱们出去到巴黎往往就是买货,到奢侈品店去,而忽略看看人家靠的是什么。人家是靠传统,几个世纪打造出巴黎,而我们的北京已经找不着北京啦,盖得挺辉煌,玻璃一打就碎。一定要记住,研究乡土文化的,从农业文明这个角度讲,面对旅游要冷静。

  问:现在村落文化日益衰微,传统村落不断消失,您觉得在这种衰微和消失的背后,最主要的根源是什么?

  答:这种提问法是很厉害的,直接一句“将”!每个人角度不一样,因此有很多原因,争论也很厉害。刚才叶教授的话里边就带出了很多原因,这里有时代的特点。应该首先看传统农业文明本身有弱点,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回到老路上,最后也还这样。举个例子来说,一直到新中国建立了,还仍然在讲人多力量大,热气腾腾,因为传统农业文明里边有个几千年一以贯之的观念,就是把“生产力的扩大再生产”的“生产力”误解作劳动力。长期的农业文明里头,就是生一个男孩一个丁。打仗也是他,生产还是他,生一个女孩赔钱过。我认为在座的时髦女郎,时尚女郎,你没解放,没达到男女平等。我奶奶就生了8个儿子,她乐坏了!这下我们家富了!但是没有考虑过自己生产出来的东西不够吃。要没有生产方式、生产技术,怎么能出现大工业呢?尽管我们的人口政策突然间一刀切下来,但解放思想是重要的。

  问:我在想传统文化真正的活力可能来自于它的功能性,而那些消失的,是因为它在现实生活中没有这种功能或者不被接受了。我们可以保留一个样板在那里,但是消失可能就是它的命运。也许一段时间以后,人们或者是怀旧,或者发现了原来没有发现的好处,它就还是会复兴的,就像庙会。您理想中的传统文化的传承,应该是什么样的?

  答:你刚刚说的其实对,那就是民俗学要告诉你一个问题,到现在社会转型过程当中,不是所有古老的传统都是要保留的,民俗学没有这个题目。那个地方采光要是不行的话,那就别糊窗户纸啦。我也是现代人啊,这就是我们转型中很重要的要素。但不意味着转型就是以人民想住的名义盖楼。我们别到巴黎逛花了眼,到巴黎100公里以外的村子看看,村子就是村子,城市就是城市,中小城市就是中小城市,而没有城镇化(就都不要农村,只要城市)。现在咱们在北京市就能做出好多文章:北京就是老北京,除了老北京就不是北京。

  你去问问,河北失去多少土地啊?廊坊,河北的,通州,河北的。北京六环以内,到底消失了多少村子?南二环边上是菜户营,整个一个村子进大楼了。老太太去世,要求要用古乐吹,结果处处挨打。要是原来村子,他就能吹。现在天不亮,楼里边六七拨鸡就在叫,在这个楼里头,家家想养鸡。北京吞没了一批立地回迁,都是大楼,请各位注意它的文化都哪去了?它还想不想什么文化?我的意思,绝没有说什么都保留,但一次性转,第二天搬进楼就能上大剧院看爱尔兰踢踏舞?这里头还有别的原因。

  转型中的文化是复杂的。举个例子,我看了不少达人秀,我要是报名参加,把非遗里边好多老艺人拿来,肯定就是OK!YES!我第一本书《神秘的萨满世界》,现在有很多教授见了我说,乌老给我们跳一个吧!我要是85岁报名,跳完了以后,肯定各个评委都眼泪下来!那山歌请天上的神,每一个神都有一个职能,给我带来什么什么长生天,那个动作有的时候很像腾格尔。真正传统,大家都能接受的东西,500年后还会令人喜欢!

  现在联合国就说,你们国家发明的萨满,拿来一个,我们联合国批一个,结果批了好多个波利尼西亚的巫师什么的。我们现在跳神的去年还有一个去世了。改革开放后满族还有好几十个,都当作封建迷信给打了!我去找他的时候,公安教育他跟那个教授不许乱说乱动。但是我说我都要给他跪下,他是文化人,满族的文化人,满族教授的爹。

  刚才主要说的问题就是,传统跟现代不是线性的,没有传统文化中大量的元素作为根基,现代化也无法创新。日本现在的漫画家、动漫家都是从日本传统里出来的。我们的传统厚了,要从中华56个民族中创新出来,那才叫现代和传统两个异质文化的交接,传承是这么一种传承。我跟联合国总干事去访问广西的侗族,侗族一看见我,就和我对唱拦门歌,谈得可亲热了。他最后吃饭的时候,拿出酸鱼,侗族喜酸嘛,20年腌的酸鱼才最好。可是20年腌出的酸鱼,一打开那个罐子,基本上就昏过去了!我是最能贴近老百姓的,入乡随俗的,山西老醋,我能喝,就是酸鱼不行。一打开,啊,这是阿美尼亚味儿啊,我就不停地招待这个芬兰的民俗学家。他赶紧叫他的博士生,拿来相机,叫我说,“你吃,我们照你吃这个过程”。他说,我必须多照点,因为在芬兰,150年前就是吃这种味道,很古老的饮食!现在我们都看不到了。他拍着脑袋说:“我们芬兰的渔民啊,把自己的传统给丢了,结果在侗族这里还看到了。”传统和现代不够明显吗?这就是活传统,千万不要割断了。很古老的一个东西,今天吃着也还是好吃的嘛。在饮食上,雕刻艺术上也是一样,文化意识上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问:您心目中未来中国的小农社会是什么样的?

  答:德国有一些我喜欢的典型的小农社会。比如朱村,很精致的一个小村,同时也很现代。那里有很多的动物,小鹿繁殖过多了,对庄稼有害,于是就限定每个人的额度,今年你可以打几只,超过了或者打了母鹿,就要狠罚。他们好多家都养牛,没有从沃尔玛买过牛奶。电铃儿一响,头牛就自动出去,到旁边的牧场吃草,那边也有信号,一响铃儿,自己排队回来。夫人在牛圈,把所有牛的乳头儿擦干净,带上吸奶机管道,最后老头儿在操作室操作。我就坐在那个总管道上看一切。天不亮以前,乳品厂公司从外边把牛奶取走,然后一早晨就上镇上的超市卖鲜牛奶去。粪便完全是机器处理,如果不打开,闻不见牛粪,干干净净,这就是他们的小农。

  我的一个博士生的太太的母亲就是朱村人,她的奶奶是地道的农家姑娘。现在老了,她们的土地还归他们自己。她们种了大量的蔬菜、水果,领着养老金。她给我谈了她全部的经历,怎么从农转工,附近的镇变成中等城市,再度扩大。这个地方是德国烟草最出名的,所以老太太一手的雪茄活儿,现在是荣誉工人,回家养老。到了秋天,最忙,所有的蔬菜都要储藏起来,腌酸黄瓜,收蜂蜜。小农家园田周围的树是他们为国家保护的。他们种的麦子有农机合同,定期有农机来种,最后分红分粮。他们只要告诉天气就行,比如下午有雨,小麦已经开始熟了等等。两个小时把麦子全都收走,以后银行就给他们家汇款,这是小农的财产。

  村里有一个制高点,过去村子里有大事,都在那里集合。他们立了个杆子来纪念过去的风风雨雨。家家的电脑里有全村的名单,谁家的老人、孩子有什么人生仪礼,不用挨家挨户地通知。有的小农就一个人,但是很有钱,两处宅子,一个在城市。村子的全貌有两三个世纪了,大体上是我喜欢的。我倒不说我想在德国养老,他们几百年能做到的,我们怎么做不到?


  作者简介:乌丙安,中国著名民俗学家、民间文艺学家。1929年生于内蒙古呼和浩特,蒙古族。1953年攻读北京师范大学民间文学专业研究生,师从钟敬文教授。自1955年开始,先后任教于沈阳师范大学和辽宁大学中文系,为原辽宁大学民俗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从事民间文艺学、民俗学教学与研究60年来,先后荣获国家突出贡献奖、全国优秀社会科学著作一等奖以及“山花奖”一等奖、最高荣誉奖和艺术成就奖。1992年荣获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作为具有世界性视野的学者,其《民间文学概论》《民俗学丛话》《中国民俗学》《民俗学原理》《民俗文化新论》《中国民间信仰》《神秘的萨满世界》和《日本家族和北方文化》等10余部具有前瞻性和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为中国与国际民俗学事业和民俗学专业教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在当代民俗学史上,被誉为“我国第二代最富有声望的民俗学家”。

  (文章原载于《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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