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时反满之风仍未完全消退,故此很多人对“旗袍”这一带有“满清”色彩的名称是很反感的。当时有人作诗调侃穿旗袍的女子:“盈盈十五江南女,竞作胡姬塞上装。”[63]而一些人更言辞激烈得斥责说:“着旗袍的女子们听着:现在不是清朝世界,你们生的忒迟了些,挨不著你们望帝承恩、去做爱新觉罗的宫娥彩女。”[64]即使对旗袍本身不那么排斥的人,也认为“旗袍”这个名称大为不妥:“汉家自有制度,旗袍是八旗妇女穿的,我们是汉人,为什么要叫旗袍呢?”[65]所以1926年有位作者写了篇《袍而不旗》的短文投给《民国日报》,建议把“旗袍”改称“中华袍”[66]。而在一次国产丝织品礼服运动中,与会人也主张改旗袍的“旗”为“颀长”的“颀”[67]。

　　虽然如此,但社会依然称“旗袍”而不改其名。我们现在也只记得“旗袍”,早记不住那些“改良”名称。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经过几百年的满汉交融,满汉风俗之间已有太多交叉,汉人审美受满族影响很深,而满族风俗也融入了不少汉族元素。所以在民初时变更服制,男装就仍延续了“满清”的长袍,而并未转回汉服,如果真要换回明代衣冠,社会反而不适应。当那些男性用民族原因批评妇女穿旗袍时,他们忘了自己的穿着其实也早不是纯粹的汉家装束,《紫罗兰》上就有这么一则故事,说有个人在餐馆里吃饭,估计是喝了两盅酒,一时激愤,就和朋友说:“今之妇女装束可为服妖!‘满清’覆亡已十余年,而犹袭其遗制,服旗袍罩以旗式之长马甲,抑何荒谬乃尔”。旁边一个穿旗袍的女子听到这话,马上就站了起来,走过去反问他说:“先生穿的长袍短褂是汉族之服还是满人之服呢?”这让对方哑口无言。[68]在女服上,虽然由于清初的男降女不降,汉族女装还有很多保留,但如前文所述,旗袍经过清代几百年的发展,已经吸收了很多汉族服饰因素,渐渐适应汉族人的审美标准,因而一些汉族妇女也愿意穿旗袍而不觉得别扭。另一方面,即如一些研究者已经指出的,近代排满主要是上层精英鼓动的结果,并不是基层满汉冲突的爆发。[69]事实上一般民众对于所谓满汉之别并没有太强烈的感觉,在社会最基层,旗人与汉族人的联系是相当密切的,相互之间并没有很多的排斥。[70]对满族持排斥态度的人主要是上层精英,而在二十年代持这种态度的人已越来越少。这少数精英的排满鼓吹,当然比不上现代商业传媒的鼓动及女性对美的追求来得有号召力。因此,因排满而拒绝旗袍终究只成为时代大潮中一段小插曲,对广大女性全情拥抱旗袍并无太大影响。

　　事实上,可能正是满族衣饰带有的“没落贵族气”,使得上海的追新者趋之若鹜。在沪上这样一个商业化最高、一切以金钱来分等的地方,贵族身份因稀缺而变得更为诱人。穿上一件满族贵妇的衣服,遥思旧贵族的风韵,无疑很能满足繁华女子的虚荣心。[71]

　　不论怎样,正如前文提到的,在二三十年代以后,由于提倡国货以及与西服争胜的自强意识,旗袍反而成为民族的代表。历史就是这样有趣,早先被排斥的“异族”之服却变成中华之荣光。从中我们正看到晚清民国时期由革命精英激发起的满汉隔阂,怎样在后来的大众文化博兴与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下被消解于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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