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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讨论与结语
本文以中国的全球经济崛起为背景，聚焦于跨国商业移民与温州基督教的关系，探讨旅法温州商业移民家庭网络与基督教网络之间的叠合现象，并描述以宗教为介质的社群委身是如何有助于维系类似“跨国村落”的华人移民社区的。这样一个宗教跨国村落实际上可被视为在野弥散的全球化流动过程中独特的社会信任与认同组织形式(范可，2015)。本文的个案研究显示，这种以基督教为形态的温州农村宗教仪式经济在海外的延伸，使跨国贸易产生的财富得以自然流转到一个跨国的都市宗教社区，链接中国与欧洲。虽然这类宗教奉献并不具有直接的生产性、投资性目的，但它为移民经济提供了强有力的文化道德支撑与凝聚力，把陌生国度的城市空间转变为富有意义、认同和归属感的“地方”(place)。在理论层面，本文对旅欧华人移民基督教的考察表明，北美移民宗教研究所提倡的“同化”范式并不适用于解释近来在欧洲兴起的温州移民基督教社区。后者反映了宗教与移民的全球化和多向性发展趋势，而非西方强势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单向渗透与改造。
北美与西欧两种移民宗教模式上的差异当然与两地华人在社会阶层与原籍身份等方面的群体差异有关，其对“同化”议题所采取的不同态度也从侧面折射了美国与欧洲两种不同的宗教社会动力机制以及华人社会自身的结构性变迁。美国自立国以来，其新教的基色与主流文化地位并无多大变化(现过半人口为基督徒)，而在经历过启蒙运动与大革命洗礼的法国社会，其天主教的文化霸权地位已成为历史。相较于以神学立国的美国的消极政教分离措施，法国在近现代经历了政府强力主导的世俗化过程，时下正将积极的“政教分离的俗世主义”(法语为laïcité)奉为法兰西共和国的一大信条。作为对长期以来天主教统领社会的反弹，宗教信仰作为私人事务的世俗化观念已构成了法兰西自由主义政治倾向之基础。在法国主流社会中，宗教自由的观念与这一自由主义世俗价值观相纠缠并受制于后者，在现实中往往是强调不信仰任何宗教的自由(freedom from belief)，而普通法国人对当今宗教多元状况的宽容度偏低。这使得在公共宗教生活领域无处栖身的新移民信徒更需要依赖一套保守的宗教道德体系来获得归属感。在美国，基督教会众式(de facto congregationalism)的宗教生活曾被认为是移民实现“美国化”(Americanization)的重要途径(Warner, 1993;Yang & Ebaugh, 2001)。然而，本研究中华人移民基督徒建构的跨国会众结构(congregational structure，即宗教信仰—生活的社区共同体)成功抵御了所居国主流世俗文化对移民宗教认同的侵蚀。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全球崛起令旅欧温商的商城经济为其遍及欧洲的教会网络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与财政基础，并使部分教会领袖看到了一个“中国异象”，即中国经济的崛起与发展，也必将带动中国基督教在全球的传播，使中国有可能从被西方世界宣教的对象变成基督教福音的输出国(Cao, 2013)。
需要指出的是，移民基督教因其具有一种社区会众结构，往往扮演着维系移民社会人际关系的重要纽带作用;教会也得益于这一社会基础，成为了移民社区与主流社会关系模式的表征。不同于在西方世界其他地方的大型华人华侨聚居地，如美国纽约的唐人街，巴黎温州人社群并不是嵌入在民族国家框架中的少数族裔社区经济(ethnic enclave economy)(Zhou, 1992)，而是温州同乡在全球范围内信息、资本、劳动力和材料的流通中心(项飚，2000)。许多巴黎温商从事面向全球市场的服装制造业、布料和服装配饰批发贸易。他们直接从中国进口皮制品和服装面料，这类跨国经济行为实际上是在帮助中国拓展欧洲大陆的外贸市场。与这一华人移民经济现实既有区别又相对应的移民宗教景观也呈现出差异性。美国的华人基督徒多为移民后新皈依的信徒(Yang, 1999)，唐人街的居民往往追求从皈依到融入然后脱离华人社区宗教网络的方式，以获取向上的社会经济流动(Cao, 2005)。而这些巴黎的温州基督徒则为自己中国化的家族信仰传统而骄傲，他们在法国对基督教信仰与生活方式的持守展现了其对于家国故土的情感归属，同时也表达了他们对于原居地文化身份的忠诚。
巴黎温州商人基督教的个案体现了中国全球化的一种鲜为人知的民间组织运作形式，以及一个移民宗教社会学意义上的“特例”,它或许具有突破既有同化模式的“范式性地位”(paradigmatic status)(Ermakoff, 2014)。长期以来，华人移民在西方社会参与基督教会都被解读成走向西方文化的同化进程，然而，不同于基督教文化占主导的北美，在高度世俗化的欧洲大陆，信仰基督教并不会给移民带来文化特权地位(Berger et al., 2008)，法国的移民基督教群体甚至还处在主流社会文化的边缘。正是在中国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具有乡村熟人社会性质的温州移民基督教在道德和情感层面发挥了社群委身与凝聚的文化作用，形成了“跨国村落”式的宗教群体，并在异域他乡重建了国族地域的认同界线。这一欧洲新兴移民宗教类型与以同化为导向的美国移民宗教形态截然不同，它既是发生在全球市场经济领域中的现代故事，也体现了深耕于中国千年传统文化的宗教实践形态。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宗教学系、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注释从略，参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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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3期
【本文责编：张倩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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