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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化自愈机制在中国的实践
基于上述的理论框架，可以更清楚地认识中国文化或“传统文化”在传承进程中的自愈机制。其表象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是基于民俗认同的个体认同和群体认同的实践，是对认同的核心符号与随机的符号的运用，由此达到构建新认同的目的。从国家角度看，重构国家认同的进程也是同样的。对此，可以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方面来认知和分析。
(一)传统文化之根
从中国文化内部的历时性角度看，中国文化的发生或起源机制奠定了包容多元信仰和实践、融合多个群体的基础。其表象如：对“三皇五帝”的始祖崇敬(也是构建国家认同的前提)，对“夷戎狄蛮”(包括“少数民族”)等词语的语义和认同概念层面的不断重建(如从中性到贬义，再到中性的意义附加和修正)，对“五代十国”、“蒙元”、“满清”等“历史文化”的“大一统”对待，对近代的“五族共和”和当代的“兄弟民族”等概念的理顺，以及当下利用“龙的传人”、“炎黄子孙”等概念重构国家认同的努力，这些都是同一逻辑的延续，都是围绕着中国文化的核心信仰与价值观体系的。其中的“和而不同”突出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杂糅性和兼容性，“移风易俗”则体现了与时俱进地重构民俗认同以便凝聚群体，有效地进行“传统化”、“遗产化”和“本土化”的实践进程。在这个过程中，基于共同生活方式的民俗认同是主线。违背这个逻辑的实践(如元代的以“血统”划分社会阶层制度、个别国家在近代的“种族隔离”制度)终究会被抛弃，成为历史上的极端恶例。
中国近二百年来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样一个发展道理：传统文化在其传承进程中，因为外力影响而陷入危机，出现自卑自否，但因为其内在生命力之强，当物质条件允许时，便重获自觉、自信，达到自愈，从而回归到传统文化之核心。但是，这里所说的“回归”不是排他性的“抱一”或“道出于一”，而是能兼容“新旧中西”的“道出于二”*，从而达到创新成“三”的新文化*。当前对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讨论，以及“非遗”运动便是这样的一个表现*。由于在国家层面对“非遗”概念的本土化利用，中国的民众有机会参与到对自己传统的主动认同活动中(如“申遗”过程)。这不同于过去被动的参与。例如，由于20世纪初对“西历”的非正常引进，即不是通过文化互动交融“自然地”从民俗认同层面的吸收，而是由官方的强制实施，导致了传统节日被排除在日常生活之外，打破了正常的传承机制。而这样的局面直到21世纪初才因借助“非遗”概念和其他机会得到改变，即，部分传统节日(如，清明、端午、中秋)在2007年获得了平等的官方地位*，与其他公共节假日一样有假期，并得到不同文化和地域群体的自我选择的庆祝。故此，以传统节日为核心符号的民俗认同机制也是文化自愈机制运作的一种表现。
中国文化的根基是“中国人”对上述的核心信仰与价值观体系的认同，这构成思想和价值观上的正统；而同时，依据地域等差异形成的多元民俗认同构成了实践上的正统，二者相辅相成。例如，丧葬仪式在不同地区的不同实践，便是“核心的统一下的形式多样性”表现。没有这个机制，就没有中国文化。相反，在近现代历史上，在欧洲社会中的“民族主义”驱使着政治上的“民族独立”，而忽略文化上的联想。在非洲摆脱殖民统治后，许多国家的建立也是违背了文化传统发展逻辑，由此造成了当前的诸多以“民族”为“国家”的“独立”运动，如上所述，因为有些国家之成立是由欧洲殖民者以其自我利益为前提的“安排”结果，这就注定了后来的政治动乱和社会分裂。这些都是在西方的文化逻辑下产生的必然结果。这套逻辑的基础便是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以及后来出现的民族主义。中国文化的实践历史展示了不同的逻辑规律。那么，不同文化、语言和信仰，在什么程度上不可调和，不可共存？以此为理由的政治分隔，在什么程度上可以将共同的民俗认同也分隔开来？为此，需要反思的是，这样做是否符合其文化内在的传承和自愈机制？能持续吗？最终目的是什么？最终受益者是谁？
(二)传统文化的当代实践
从共时性角度来看，中国文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文化交融圈，也体现了当时的“宇宙观”和“世界观”。从以“中国”对应“蛮夷戎狄”之“四海”、“天下”，到以“西洋”、“西方”对应“东方”、“世界”，再到今天的“地方性”对应“全球化”，中国文化一方面要不断重构其内部文化群体的认同关系，即维系“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另一方面又要拓宽和协调与人类多元文化的关系。
中国文化虽然是以“汉文化”为主体，但其中各个文化群体的关系是明显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例如，没有“胡服”等就不会有后来融合出的“唐装”、“旗袍”，没有“羌笛”、“奚琴”就不会有“竹笛”、“二胡”，等等。因此，中国文化，是在多文化群体对共同的文化核心有了共同的认同之后，以“民俗认同”为实践主体再整合形成的多元一体文化。以地方性“民俗认同”凝聚起来的国家大“传统”，反过来再以国家认同来维系各地域性的民俗认同及其多样性。所以，中国内部的各“族”认同问题如果以“民俗认同”来认识，便是符合其发生和发展逻辑的，否则便陷入由外来的“民族”概念所引起的“魔圈”困境。这是因为，当中国文化在近代历史上陷入危机，精英们在困惑中寻求“救国”、“自愈”时，他们引进了西方的“民族”、“民族主义”概念，试图以现代西方话语来阐释中国的历史。但是，因为这些概念的西方意识形态背景，它们不但没有缓解中国的社会矛盾，反而加重了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冲突*。可见，现有的“民族”研究范式已处于危机之中*。
在中国文化史上，“尊孔”与“批孔”的循环转换典型地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传承机制和自愈机制。因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价值观是中国文化传统之主体，所以，“批孔”的时代便是该文化陷入自否的危机时期，而“尊孔”则是自愈和回归的表现(也是因为中国文化的内在逻辑，“孔教”从未成为中国的“国教”)。同理，在自卑自否的时代，否定的不仅是自己的根，同时也在迷惘中或是极端排斥，或是极端接受某种外来文化以求度过危机；在自愈和自信的时代，包容吸收的是一切有生命力的积极文化因素，同时又清楚自己的根基何在。对待“迪斯科”、“麦当劳”等新文化现象的态度的转变也是同样的例证。当盲目崇尚某种外来的文化时，常常同时否定自己的传统。当“广场舞”吸引了不同年龄和职业的男女老少，当“麦当劳”成为与中国本土的不同菜系类似的“地方菜”时，表现出基于传统对新文化的包容和自信。的确，当“星巴克”在中国越是流行时，中国传统的茶馆、茶文化等在经济、艺术和日常生活层面也越是得到了空前发展。
当前，在诸多方面对传统的重建和实践也是中国文化自愈机制的运作表现。其中有些是来自官方的努力，有些是来自精英的倡议，有些则是来自民间群体的自觉。例如，对“成人礼”的维系和重建，对传统节日、公共节日、宗教节日和官方节日的恢复和改造，对“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利用，对各种“文化节”的举办，对历史古迹与主题公园等的结合改建，以及“传统文化进校园”和“传统文化进社区”，等等，都是通过在地方层面以民俗认同来重构地方认同，由此巩固国家认同。毕竟，中国文化就是不同地方文化的聚合体。以地方文化为核心的地方认同重构，不仅持续传承了地方传统，也为中国文化注入新的生命力。例如，浙江文成县的以“刘基文化”为中心的“刘伯温传说”和“祭祖”成为两项国家级的非遗项目。由此，有着几百年历史的地方文化特色又借助这个国家平台，将地方传统与国家认同紧密结合起来。而这样的地方认同实质上就是民俗认同，由此凝聚到一起的不仅是当地的群体，也有那些生活在各地，对该民俗传统有认同的个体和群体。
对于生活在中国之外的，以及对中国文化有认同的个体和群体来说，中国文化的传承和自愈机制也是他们维系个体和群体认同的基础。对于他们，有了对根文化的认同，就不再有认同的困惑和焦虑，而且，个体的多重身份认同已经成为新的日常习惯，被社会广泛接受。在日常生活中，对于有着不同的地域、方言、信仰、年龄或职业的个人来说，构成新的群体的前提是民俗认同。有了民俗认同，才有了“海外中国”的“海外华人”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同时，由于中国文化的兼容性，以民俗认同凝聚起来的群体超越了信仰与“血统”，也使得中国文化的生命力得到进一步巩固。例如，中国文化中的婚姻观，特别是关系到海外的跨文化婚姻，是以对文化的认同为基础的，而不是以血缘为基础，所以，不论是父亲还是母亲，只要有一方认同，孩子就可以被视为或自认为华人后裔，而对中国文化有认同感。(同样，在中国国内，在跨“族”婚姻中，孩子的“族”认同由各自家庭根据地域、经济、政治等多方面因素自己决定)这些都是依循中国文化内在逻辑的传承和自愈机制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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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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