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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磊宁]“民族识别”的分类学术与公共知识建构
——斯坦福大学墨磊宁(Thomas S. Mullaney)博士专访
  作者:[美]墨磊宁(ThomasS.Mullaney)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8-06-21 | 点击数:965
 

  舒瑜:您有没有考虑过,中国的民族识别和美国对印第安人的分类有什么不同?

  墨磊宁:我个人认为,在19世纪,美国民族学部做这个分类的时候是非常不科学的。他们具体是怎么操作的,这个情况我不太清楚。他们应该是按照语言和当时比较流行的体质的方法进行分类的。你们需要知道,对我而言,当涉及到理解这个世界的时候,我没有爱国主义的感情色彩。一般来说,在生活中,我肯定有爱国主义的感情,但是,在做研究的时候,就一点没有。当涉及到权力如何运作,即权力和知识的关系的时候,我认为,实际状况是在两个极端的中间。一方面,不能凭空制造一个民族;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分类。

  有些人归根结底是不注意分类的,他们认为分类就好像是一扇窗户,可以直接看到外面。分类不是这样的。我认为,有这样一个过程,当你制造了一个分类之后,就能让世界变得越来越像这个分类,这是肯定存在的过程。比如,为什么每一个电影都是2个小时?为什么没有8个小时的?12个小时的?就是因为和市场有关系,和经济有关系。这是一个例子。如果现在有一个导演,你不需要劝他做一部2个小时的电影,他己经知道他要做的就是这样。最初的原因和经济有关系,但是,现在大家己经忘掉了原来的关系。这就是你从内心里做的事,即让世界与分类完全一致。这个过程无时无刻不在发生。而当聚合过程发生的时候,原来的分类法就会变成无形的,直到你看不见为止。无论你怎么找,你都找不到,你就在分类法的里边,你无法看到分类法本身。

  舒瑜:刚才您谈到,您在大学的时候是学的国际关系,当时,您对中国的新闻传播比较感兴趣。那您有没有想过,在西南也可以做这样的研究?为什么您到西南来之后,就选择了做族群方面的研究,而没有延续以前的研究?

  墨磊宁:这是西南研究很大的一个问题。大家到了这里,就都想研究少数民族。

  舒瑜:那您是否认为研究少数民族就像一个限制,大家来到西南就都关注族群?

  墨磊宁:上大学的时候,我意识到地方报纸是非常重要的,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它们。大家都只是注意到《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或者《中国青年报》等。我认为,在西南地区做新闻传播的研究是可以的。我将来的计划还是很模糊,但是,如果我选择现在想到的这个计划,那么,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云南,到处都可以做。这个计划是非常非常难的,就是我想研究事物是怎么消失的。我对disappearance(消失)非常非常感兴趣,但是,这个问题太复杂了,我无法用中文写出来,比如,语言是怎么消失的,资料是怎么消失的,城市是怎么消失的,等等。

  舒瑜:您对现在海外学者所做的中国西南研究有怎样的评价?

  墨磊宁:我觉得张兆和和露易莎•歇恩(Louisa Schein)是最好的。何撒娜在会议上的发言里把露易莎说得太简单了,说她是制造民族的。在她的那本书有关苗族性别和文化表征的书里面,的确有一章叫“制造民族”,但她对这个过程是非常了解的,不是凭空做的。我觉得今天的解释太简单了。露易莎和张兆和是海外做西南研究的学者中我最佩服的两个人。

  另外,我也不同意今天对当代国外学者的西南研究的一些评价。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确谈到的是民族与国家的关系,但是国外的学者对西南地区的了解也越来越深,我认为张兆和和露易莎的研究很不错。当然,还有郝瑞,他就像是海外研究中国西南地区的先驱一样。除了他写好几本书和文章以外,他最关注的是国际性的对话。今天,在一个幻灯片里面,有一页是关于萨伊德的东方学,接下来的那一页就是郝瑞。看这个演示的感觉,好像就把郝瑞算作了东方学的一部分。其实郝瑞特别讲究地方的和田野的调查。他指导的学生非常多,比如张兆和、彭文斌等,另外还有很多学生,这些学生现在很多都已经当老师了。

  舒瑜:您怎么看待在民族分类这个过程中,国家、知识分子及当地人对民族分类不同的态度,或者说不同的路径?

  墨磊宁:民族分类涉及到的有三类不同的communities(群体):国家、知识分子以及当地的上层人士,当地的老百姓对这个过程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因为在做民族识别的时候,没有时间做访问,也没有做田野调查。你知道,1954年的民族识别一共用了多长时间?就六个月。做田野调查的时间只有三个月。在时间这么短的情况下,做田野调查的机会不多,只能请当地的干部——比较上层的(干部)来做访问。只能很快地问他们,你是怎么称呼他们的,他们是怎么称呼你的,你的语言是什么,等等。之后回到昆明,整理材料,给出意见。所以,我认为,这三种不同的人群非常重要。因为在民族识别之后,还有很多所谓的民族工作要做,做这些民族工作一定要靠当地的上层人士来做。如果他们反对你的这个民族分类,民族工作就不好做;如果他们同意,(民族工作)就比较容易(做)。所以,在当时,他们很重视当地的上层人士对民族识别的看法。

  舒瑜:今天我们在会议过程当中也提到了苏联。在国内,似乎一直觉得50年代民族识别的标准就是按照斯大林提出的标准定的。

  墨磊宁:没有,一点都没有。在我快要出版的书中,我很清楚的说明了这一点。斯大林对民族的定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语言、地域、文化、经济(四个要素);一方面是按照他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判定他们是民族,还是部族或部落或氏族。第一方面是很普遍的,除了斯大林,谁都会注意到这四个要素,包括马林诺夫斯基,包括每一个人类学的学派都注意到了这些。而第二方面非常重要。因为,当时在云南的少数民族都还没有达到资本主义这个阶段,那么,如果按照斯大林的理论来看,他们就不是民族,而是部族,或者是部落,或者是氏族。毛泽东反对这个看法,并且林耀华也反对。但是,在当时,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所以他们不能直接这样讲。我看了林耀华的一个讲演,大概是在1954年5月或6月的时候,他在研究部做了一个发言,直接谈到了这个问题。他提到,我们到底要不要把中国的少数民族分成民族、部族、部落、氏族,他说,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我们不能这样做。

  我那本书的第三章谈到的就是这个问题。当时的民族分类其实和苏联没有什么关系,和英国的关系还更大,和英国及欧美国家对待自己少数民族的方式有非常大的关系。比如,在苏联,他们在做人口调查之前,写出了民族分类的表格,大家可以从中选择一个。但是,在中国,在1953年的时候,民族识别都是按照“名从主人”的政策来做,在这方面是和苏联不同的。并且,做民族识别的过程和苏联也没有任何关系。严汝娴老师说的是对的,我觉得和苏联没有任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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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姜舒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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