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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晓辉]返回民间文学的实践理性起点
  作者:户晓辉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6-01-22 | 点击数:4838
 

  上升(发展)与下降(返回)是同一条路

  从实践理性的自由意志来看,民间文学的发展与学科的发展具有统一的方向和同一个内在目的,而且对它们而言,上升(发展)与下降(返回)是同一条路。也就是说,学科产生时的觉醒是双重的自由觉醒,这种醒意味着它们都意识到自己是实践主体,都具有同一个自由意志的实践理性准则。它们的使命和任务就是把同一个自由意志的内在目的实现出来。因此,学科的任务与“对象”的任务在实践上是一致的和统一的,往终点发展和奋进的道路也是向开端回返的同一条道路。这当然是着眼于实践理性的目的王国或者通过自由意志才能看出来的一条道路。《民间文学的自由叙事》试图展示的正是这样一条道路。该书的写作受到欧洲一些哲学家的启发,但我没有固守一家一派,而是求同存异、为我所用,将他们的思想融汇为一种实践哲学的目光去看民间文学自身的自由实践和辩证发展过程。

  因此,尽管我和吕微都提倡并坚持学科的古典理想和实践理性准则,但我们的思路和方式略有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由于民间文学或民俗的实践是具有内在目的或自由意志的行为,因此,我的论述虽然大致遵循了辩证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论述框架,但更强调德国浪漫派把实践理性审美化的意志力,即不仅有理性的逻辑,而且有亚当·缪勒要求的那种“敏感性”,这不是一般的感性,而是一种纯粹的爱,它意味着纯净的心灵(das klare Herz)和耐心倾听的耳朵(das zarte Ohr),意味着用爱把纯净的心灵和耐心倾听的耳朵锻造为理解力,即一种“倾听他人感受的能力”。这种理解力不是为了科学的客观认识甚至理论的逻辑分析,而是为了在实践上贯彻主观理解和主体对话的自由意志。民间文学或民俗学的根本任务恰恰也不是为了科学的认识,而是为了实现理解和对话的自由意志。具体而言,英语folklore中的lore和德语Volkskunde中的Kunde都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精确知识或科学,而是消息和传说,是人们在生活世界中的实践理解和意义领会。因此,民间文学或民俗学者需要做的田野调查不是去到别人的生活现场做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实验,以便获取客观的知识,而是去打听、了解、访谈或调查即Erkundigung,实际上就是要对话和倾听,即用自由意志来实践。这就再次彰显出民间文学或民俗学学科长期被遮蔽了的实践科学属性。

  二、吕微苦心孤诣地为拙书的论述提供了更加填密的逻辑论证和更加专深的理论还原,尤其是弥补了我省略和跳过的一些论证细节,极大地丰富并拓展了对拙书的理解视域。我们的论述有殊途同归之效,因为我在书中没有明说的立场是:尽管我们研究的现象可以没有逻辑而我们的研究却不能没有逻辑,但民间文学或民俗学的实践研究又不能只讲逻辑,而是必须突出目的先行和意志自由的本色。当然,我也能够明显感到,在吕微的字里行间,正如在康德的文字背后,往往有一种理性的爱与情感力透纸背。我们的不同也许在于,吕微的康德立场以逻辑推论为主、以理性的激情为辅,而我则以自由意志的实践情感为主、以逻辑线索为辅(背景)。我更强调理性化的感性,即席勒所谓审美的理性或感性的理性。也就是说,不仅有逻辑,还要有理性的爱或纯粹的爱即审美的自由意志,我们才能尊重事物自身的目的,才能“看见”实践主体。吕微站在康德的立场上替我对实践主体做了经验与先验的划分,然后认为“我们设想和认定的先于历史(时间)的‘作为实践主体的民间文学’,以及在历史上(时间中)的民间文学实践主体,其实也就是同一个实践主体”。不过,我用自由意志直接把“民间文学的实践主体”与“作为实践主体的民间文学”看成了合一的统一体。在我看来,由于自由意志是目的在先的,而且审美的自由意志就是从纯粹爱的意志出发的自由设定,因而可以无需严密的逻辑说理,而是直接运用自由意志。

  在《民间文学的自由叙事》中,我实际上采取了德国浪漫派为民间文学或民俗学学科设定的自由意志来看民间文学。这样一来,我不仅自由地、审美地看见并设定了作为实践主体的民间文学,而且以同样的方式和眼光看见了民间文学自身的自由设定和自由运动。因此,只有实践理性的自由意志才能“看见”自由、万类霜天竞自由以及人为他人和万类霜天“让”自由的壮观景象。尽管如此,从理论上说,如果没有吕微替我做出的那些还原步骤,我当然也是无法进行这样的看和行动的。

  三、我与吕微的康德立场有所不同的是,虽然我强调了先验和形式的重要性,而且认为这些划分在理论上非常重要也非常必要,但并没有对先验和经验、内容和形式做截然的理论划分。因为我更注重用自由意志来直接实践,而在具体的实践中,经验中就有先验、内容中就有形式,因而我更多地采用了更具现实感和实践感的黑格尔和胡塞尔的哲学视角。换言之,经验与先验、内容与形式的划分只有在理论思维中才是必要的和可行的,在现实的实践中,它们是合二为一的,即先验是经验的条件、形式是内容的条件。尽管每个人在具体的经验中常常并不反思自己的经验及其条件,但实际上这些条件往往就在其中,也就是说,我们的经验中有先验(条件)、内容中有形式。民间文学或民俗学的实践研究要研究的并非康德所谓理论理性范围内的经验,而是自由意志的实践及其成果。为了避免把不熟悉欧陆哲学的读者绕进去,更为了实践研究本身的需要,我没有取道康德,而是直接从自由意志的设定开始研究民间文学及其学科的自由运动和自我实现的历史进程。

  实际上,审美的理性意志就是民间文学或民俗学实践研究的自由意志,这种先验的形式意志引导并规范着具体的经验研究和实践行为。从这种自由意志来看,民间文学或民俗是一种实践行为,对这种实践行为的实践研究也是一种实践行为,这两种行为具有同样的自由意志,即都以自由的、审美的实践理性意志为实践准则和内在目的。正因如此,我并没有对这两种实践行为作截然的划分。因为从自由的、审美的实践理性意志来看,民间文学或民俗的实践以及对这种实践的实践(以往所谓的“研究”)的确具有统一的和同样的内在目的,都是为了促成并实现这样的内在目的或自由意志的实现。正因为民间文学或民俗学研究有实践理性的自由意志作实践准则和内在目的,它才是一门实践科学。

  通俗地说,我仍想“道”不离日用,我认为民间文学或民俗学的实践研究本来就不离日常和日用,所以,对这种日常和日用实践的实践研究也无需离开日常和日用,只是需要平地起波澜,于平常中见出非常,于经验中看到先验,于内容中突显形式。

  四、在民间文学的时间问题上,我基本上没有考虑康德时代以来的主流时间观即物理学时间,而是直接采用已经被淡忘了的内在时间(尽管这种时间观也是从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的论述发展出来的,至少受其影响)。我已经指出,民间文学体裁叙事表演现场的时间体验是更本源的内在时间而不是外在的物理学时间。

  总之,本文试图表明,民间文学或民俗学的确拥有吕微所说的“古典理想”并且需要“自觉地践行的先验论即实践目的论转向”,也就是说,实践民俗学的实践理性与实证民俗学的理论理哇具有“不同的出发点,理论理性的逻辑出发点是理论的知性概念形式,而实践理性的逻辑出发点是实践的理性意志形式,而这种纯粹理性的自由实践的意志形式是主体先天地拥有的。相应地,对于以认识人的实践为己任的民间文学一民俗学来说(如果我们的确以此为己任),其学科表象的起点就只能是实践主体(本体)对道德法则的自由意识这一‘纯粹理性的事实’,而不是被视为(社会、历史、文化)实践客体(现象)对自然法则的自然服从这一‘感性的事实’,而学科的目的则不是为了说明‘感性的事实’的经验性条件,而是要说明‘理性的事实’的先天条件。而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你并不希望仅仅从理论的角度探求人的实践行为的经验性条件即自然条件,而是希望探讨人的实践目的的先天条件、自由条件,那么,通过先验论的条件还原的方法还原出人的存在的纯粹理性一自由意志的存在方式及存在性质,就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有充分的理由”。但从世界范围来看,学科伟大的实践理性起点和光荣梦想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领会,更没有得到有效的继承和发扬光大。对于世界范围的民间文学或民俗学而言,德国浪漫派的实践科学仍然是一项未被充分理解和领会、更没有被充分展开和实现的任务。尤其对中国民间文学或民俗学研究而言,这种实践的自由意志尚未确立但又急需确立,因为我们的社会还没有经过充分的启蒙和自我启蒙,还远没有像德国那样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把浪漫派的自由意志实现为伦理现实和制度保障。因此,在中国,德国浪漫派为学科确立的内在目的或自由意志既是古典的,又是现代的和未来的实践准则。至少,目前民间文学或民俗学的经验研究需要重拾学科的古典理想,主动地、自觉地以审美的自由意志来看待民间文学或民俗实践并以此进行自身的实践,保持基本的对话态度和倾听心态。这就相当于爱略特·奥林所说的,“我想做的是唤起人们的注意,以道德的方式研究民俗和以理智的方式研究民俗之间是不同的。以道德的方式,我并不单指对待合作者要遵守道德准则。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要有道德地对待他人。民俗学者应像对待店主、园丁、邻居一样有道德的对待合作者。我所说的‘以合乎道德准则的方式’,是指将服务置于调查之上—首先追求社会公正,其次追求知识。当道德方式占据优势时,民俗工作就变成了另一种形式的社会工作”。换言之,即便要“追求知识”,民间文学或民俗学研究也要“让道德方式占据优势”,也就是从道德准则和社会公正的立场出发并且以此为根本目的。正因如此,吕微才说,“民间文学一民俗学学者之所以充满信心,坚信小学科能够做出大学问、回答大问题,乃是因为,民间文学一民俗学学者,在民间文学的纯粹实践形式和内在实践目的—也就是民间文学先验的发生条件和纯粹的存在理由,也就是民间文学的先验传统和先验理想—中,发现了现代社会及未来社会的根本依据(根据)和原初法则(原则)”。由此可见,民间文学或民俗学自身的自由意志与纳粹以及一切意识形态单纯为了达到其他目的而利用民间文学或民俗学的立场风马牛不相及甚至背道而驰。意识形态利用民间文学或民俗的罪名不该记在德国浪漫派的账上。

(本文刊于《民族文学研究》2015年第1期,注释从略,详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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