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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视史学的社会功用，强调学以致用
先生原先是学哲学的，他涉足回族史开始于30年代中期，触发他投身民族史研究的原因是他对民族振兴的责任感。当时学术界对回族史的研究落后于时代，不能满足“回教人”了解“回教史”的渴望。“回教入中国千余年，而中国回教史专书之作绝少”，回教群众只能从“荒谬怪诞，出乎常理”的《回回原来》一书中获取历史知识，先生深刻地感受到“追求历史的欲望，跃跃于读者之肺腑，可以穿胸臆而与吾人相见”［3］（P340）。那个时代又是日本帝国主义入侵， 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先生作为一名回族知识分子，深切地认识到“中华民族的复兴，回教徒应有沉重的担负。但要回教徒担负起这沉重的职责，必先使非回教徒尽量知道回教中一切，才能激起彼此的同情心，造成合作的大事业”［3］（P77）。可见先生对民族史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是和他对国家与民族命运的关切联系在一起的。先生强调史学研究的社会意义和社会作用。50年代他说，作为一名民族史学工作者，我们的任务是“把少数民族的特殊贡献尽量地适当地指出来，让广大群众都认识到中华民族所由构成的各民族都是具有高度智慧的民族，这对于民族自尊心的建立是更有力的。”［3］（P21）80年代之后，先生又多次指出：历史工作者，包括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研究者的重要任务“是要写历史书，通过历史书对青年一代进行宣传教育。……这是历史工作者促进历史发展的最主要的职责。”［3］（P63）我们的民族史工作，需要提出时代的需要，关注时代的问题。他不纯是为了学术而学术，他的研究论题总是关注时代、关注社会，从解放前完成的《中国回教小史》、《中国伊期兰史纲要》到解放后完成的《回回民族的新生》以及他对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国历史等理论的论述，无不显示出鲜明的时代感和责任感。他的学术著作多是采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来说明深刻而复杂的道理，因而拥有广泛的读者群。
3．提倡科学性的原则
在民族史研究中，先生着力提倡科学性的原则。民族史是历史学的分支学科，是属于历史科学的范畴，是科学，就要遵循科学理论的指导，就要符合客观性与真实性的要求。先生的科学性原则主要是针对研究者，特别是本民族学者的民族情感与宗教情感而提出的。他认为民族情感对于从事民族史研究很重要，例如他说从事回族史、伊斯兰教史的研究者“不只要有这些言语文字上的资料，他更要懂得回教的精神，懂得中国回教人的心。”［4］（P1）但是，民族情感和宗教情感具有复杂性，脱离科学性的约束，就容易演变为狭隘的民族主义。对此先生在1984年召开的回族史座谈会上特别指出：“谈问题的时候要有科学态度，要冷静，不要感情用事。感情用事是解决不好问题的。因为各种原因，特别是宗教感情和民族感情的原因，对这个问题（指回族与伊斯兰教的关系，笔者）好象是比较敏感，容易动感情。我看，我们不应该这样，应该学会冷静讨论问题。”［3］（P209）具体到将来多卷本《回族通史》的编写工作时，他仍然强调，“第一是科学性，要写得确切，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我们要注意自己的民族感情问题，一说某人不错，总要说得越多越好，好像这样才过瘾。我看不要那样搞。”［3］（P213）1984年11月，他在《回族人物志》编务会上指出：“一沾回回就有感情，这是文章的损失。”［6］（P99）“回族学者写回族的文章，要以理智服人，不能感情用事，情甚于理，适得其反。”［7］（P36）
4．重视中国史的修养
在民族史研究中，先生重视民族史与整个中国历史的关系，重视各单一民族史之间的联系。先生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民族都不是孤立发展的。每一个民族都对祖国历史和文化做出过贡献，所以中国历史不能离开民族史的内容，而民族史也不能脱离中国历史的大背景而发展。先生在做中国通史研究时，充分考虑到民族史的内容，例如将少数民族地区的封建化作为中国历史的分期标准，在《中国通史》的编著中，突出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国历史的特点，而不是孤立地将民族史附于每个朝代之中。他在做民族史研究时，再三强调中国史的修养、中国史的视角。他说，从事民族史研究的学者除具备专业的特殊素养外，视角必须宽广开阔，要对中国历史有研究，同时也要熟悉其他民族的历史。关于前者他对回族史学界反复强调：“中国史不了解，没法搞回族史。因为回族史毕竟是中国史的一部分，每一个时期都不能跟中国史分割。你不了解整个历史背景，你就不可能了解这个民族的历史。所以孤立地看问题，说搞回族史，不搞别的，什么都可以不搞了，说这够搞的了，搞别的来不及了，这个想法就不对。”［3］（P216）对于后者，先生说，我们民族史工作者虽然各有自己的专史、专题，但不能作茧自缚，要把上下古今、左邻右舍尽可能收眼底，我们必须注意，研究一个民族史，至少须懂得一些其他有关的民族的历史。［3］（P73）了解其他民族的历史，既便于全面地了解历史发展的线索和脉络，也有利于深入地挖掘相关史料。以回族史为例，先生说：“维吾尔的记载里边，藏族的记载里边，西南的傣族、白族，是不是也都记载了与回族有关的东西？还有彝族，是否也记载了与回族有关的东西？……所有这一切，都是搞回族史的人应该注意的。”［3］（P215）
5．主张田野调查与文献研究相结合
先生主张用田野调查与文献研究相结合的办法来研究中国民族史。他在1944年的《中国回教小史》“题记”中说，研究中国回教史的人“更须足迹遍及全国，见到过各处的回教社会，见到过各处的碑刻和私家记载”［4］（P1）。先生自己很早就实践这一主张，1937 年青年白寿彝参加顾颉刚先生为团长的西北考察团，深入西北回族聚居区，写成了《绥宁行纪》、《甘青行纪》等文章，对西北历史地理、风土人情、宗教状况有了深刻的认识；抗战期间，他避居云南，更是广泛深入回族社会，发掘、抢救和整理濒临散佚的珍贵资料。白先生在民族史，特别是在回族史和中国伊斯兰教史研究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和他走出书斋、深入回族社会密不可分。
参考文献：
［1］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历史科学与历史前途［C］．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2］白寿彝．中国通史：第1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3］白寿彝．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4］白寿彝．中国伊斯兰史存稿［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
［5］白寿彝．回族史论稿：序［A］．杨怀中．回族史论稿［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
［6］朱桂同．回族史研究中的民族情感和科学态度［Z］．第十二届全国回族学研讨会论文．北京，1999．
［7］杨怀中．积累四十年，终成四册书——回忆白寿彝先生主编《回族人物志》［Z］．首届回族历史与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银川，1998．
（本文原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03期，第14～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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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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