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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使得这一切更严酷的是，时代本身带给此历史中个体的不利，没有因为应该超出这不利的国家与知识分子的介入，一定程度缓解这些加在个人精神-主体上的困扰，反因为他们的介入，让问题变得更难承受了。如前所述，知识分子的介入，不仅无助于此改革处境中人生命连续感、生活意义感和身心的安定感诸问题的建设性思考和整理，反在一些环节和氛围上关闭着此历史中人（典型如潘晓）开启出的讨论契机，和因这些契机或许导致的建设性生活摸索。而国家在推动改革时，由于以此历史中大多数个人为实质关切在物质利益的小生产者，为自己改革推动的人性假设，而导致——在保留下来的公营单位，由于与此假设相应的管理方式、分配方式和氛围的改变，破坏着在通常集体中可能有的对此集体中人身心所能产生的意义；而被改革释放出的个人，由于难逃和国家这一假设相应的一系列逻辑与氛围，知识分子所提供的应追求自我独立的思想观念氛围，使得这些被释放出的个体，也很难在市场的侵袭中，积极有意识地去创造对他的身心自我安定有帮助的观念理解和生活样态。也就是，国家和知识分子介入，加重而非缓解了这些结构性压力。
其次，中国传统精神伦理既已在中国改革前三十年社会主义的历史中遭到长期严厉、全面的打击，而中国革命和三十年社会主义历史所遗留下来的理想主义又没有被有意识地顺承、转化；不仅未能被有意识地顺承、转化，自己找到新时代形式的这理想主义的自然承传，先是遭到1980年代以来一系列社会、文化思潮的侵蚀，后在1980年代末遭到致命一击。所有这些，在在都使得在1990年代最需要此理想主义来平衡市场意识形态和消费主义氛围的时候，此理想主义已先溃不成军。凡此，都使得1992年中国大幅度迈向市场经济时，有关经济的感觉与逻辑不仅得以迅速左右着人们的经济行为，而且得以迅速笼罩乃至一时左右着人们有关政治、文化、日常生活的感觉与想象。
显然，没有先前三十年过于自信的社会主义对中国传统精神伦理的激烈行为，没有接下来改革时代对中国革命和前三十年社会主义实践所遗留下的精神遗产的措置失当，没有1980年代末对这虽然越来越削弱，但力量犹存的理想主义能量的致命一击，我们很难想象，此一被视为有着几千年伦理本位传统的中国，有着毛泽东时代几十年理想主义强调和教育的中国，会在市场的降临中溃败到如此地步，且是如此一种溃败方式——不仅多少年积累下来的日常生活感觉和日常伦理感觉如此容易地被商业逻辑、商业媒体关于生活的理解与想象所穿透；而且有关何谓人生成功、充实的感觉与想象也一时间变得如此贫乏，以致在太多人那里主导此感觉与想象的只是可计算的经济拥有，和商业文化、大众文化给定的享受理解所对应的享受的多少，及可方便转换为这些计算与享受的进展。
其三是，由于1980年代以来主导了社会文化基本走向与感觉的人文社会思潮，或对精神主体问题关注不够；或其意识、无意识的中心在和先前过分强调的集体主义论题对反；或在此问题上延续过去有效，但今天效果相当有限，乃至招人反感的分析模式、语言模式；或感觉到当代的精神伦理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但由于不能厘清它们所以产生、所以如此表现的社会、历史、观念、心理机制，因此仍然找不到建设性分析、介入方式。而所有这些知识思想状况，在在都使得，当被从共同体中抛出的个体出现身心焦虑和意义危机感时，这一个体从时代思潮中并不能得到有效帮助，不要说不能从中得到直接对治的资源，甚至得不到使自己的身心焦虑感、虚无感在一定程度上被对象化把握的认知帮助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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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也正是因为这样一些问题存在，和这些问题所造成的对中国大陆当代史中生命个体的伤害和社会机体的伤害，反过来也使这社会中存在着强烈追索意义问题的动力。而于此也可让我们人文研究者清楚看到人文研究对此历史中人存在的高度迫切意义——即在今天，人文研究绝不是时代锦上添花的装饰，和文明要较好维持不可或缺的环节，而是时代、历史、历史中人要真正走稳走好的关键条件。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期待着，人文研究、人文思考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有力地参与了历史推动之后，能重新出发，成功揭明今天精神-主体困顿的历史与观念机制，并从中寻求出能让我们安置住我们精神-主体的资源与道路。也就是，为了中国，为了这历史中活生生的被困扰的生命，中国的人文研究必需重新出发，带着此历史中生命的困扰和热度重新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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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2012年1月17日24版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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