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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目中无“又”字
“凡十山，二千九百五十里。”（《南山经》）
“凡十九山，二千九百五十七里。”（《西山经》）
“凡二十五山，五千四百九十里，”（《北山经》）
“凡十二山，三千六百里。”（《东山经》）
“凡十五山，六千六百七十里。”（《中山经》）
它里边不作“十又九山”“二十又五山”，作“十九山…‘二十五山”，少一个“又”字，它是战国中年的作品。
（二）介词多一“以”字
“自太行之山以至于无逢之山。”（《北次三经》）
“自樕（朱虫）之山以至于竹山。”（《东山经》）
它里边不作“自……至于……”，作“自……以至于……”，多一个“以”字。它是战国中年的作品。
卫先生首先从《山海经》的语法特点判断其是战国中年的作品。其次，他再从《山海经》与同时期文献递衍借鉴之间的相互关系考察其时代，从而认为：
《山海经》的作期，在《穆天子传》后，《鲁语》《晋语》《周书》《庄子》《楚辞》《吕氏春秋》《淮南子》前。按《穆天子传》是西元前408年后的作品，《鲁语》《晋语》是西元前336年前的作品，是《山海经》的作期在西元前408后336年前这七十二年中间。折中计算是西元前372年左右，即战国中年作品。
卫先生从语言和文献两方面都证明《山海经》是战国中年的作品。
那么，上面提到的《山海经》的两个语法特点是否就是战国中期文章特有的现象呢？著名语言学者洪诚先生《读（周礼正义＞》一文认为：
从语法看，文献中凡春秋以前之文，十数与零数之间皆用“有”字连之，战国中期之文耶不用。《尚书》、《春秋经》、《论语》、《仪礼》经文、《易·系辞传》皆必用。《穆天子传》以用为常。《王制》、《庄子》不定。《左传》、《国语》以不用为常。《山海经》中之《五臧山经》不用。《孟子》除论述与《尚书》有关之事而外亦不用。
可见洪先生亦认为战国中期之文，十数与零数之间已不用“有”字连之。《山海经》中之《五臧山经》不用，则《山经》的上限当为战国中期。
王晖先生《古文字中计数使用“又”字的演变及其断代作用考》一文，详细考察了古文字中计数使用“5Ｌ＇’（或“有”）字的发展演变情况，认为：“凡是作品中均用‘又’或‘有’的，其时代不会晚于战国中期前段（前390—340）；凡是作品中全不用‘有’的，其时代不会早于战国前期。”从而印证了卫、洪二先生所说的正确。
此外，王建军先生《从存在句再论＜山海经＞的成书》一文，主要从《山海经》全书所表现出来的鲜明而独特的语用风格人手，全面考察了《山海经》的所有处所存在句的构型特点和分布情况。认为《大荒经》以下五篇产生时代最早，它和《海外》诸经大致成于战国；《山经》部分内容成于战国，大部分为秦汉人增补；《海内》诸经则为秦汉之作。王先生所论大致不差，唯谓“《山经》部分内容成于战国，大部分为秦汉人增补”，则犹有可商之处。因为《山经》之文，先秦典籍已多所称引。仅就《吕氏春秋·本味》而言，称引《山经》之文就达8处之多：
（一）《吕氏春秋·本味》：“肉之美者：猩猩之唇，貛貛之炙。”
《山海经·南山经》：“又东三百里日青丘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鸠，其音如呵，名日灌灌。”灌灌，郭注：“或作濩濩。”郝懿行疏：“《吕氏春秋·本味篇》云：‘肉之美者，貛貛之炙。’高诱注云：‘獾獾，鸟名，其形未闻。獾一作獾。’今案：獾与灌、貛与濩俱字形相近，即此鸟明矣。”可知《本味》之“獾獾”即《南山经》之“灌灌”。
（二）《本味》：“醴水之鱼，名曰朱鳖，六足，有珠百碧。”
《东山经》：“又南三百八十里，日葛山之首，无草木。澧水出焉，东流注于余泽，其中多珠蟞鱼，其状如肺而有目，六足有珠，其味酸甘，食之无疠。”郝疏：“《吕氏春秋》作‘朱鳖’，郭氏《江赋》作‘赪鳖’，是经文珠朱、瞥鳖并古字通用。”可知《本味》之“朱鳖”即《东山经》之“珠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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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文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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