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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碉楼具有神性的其他证明
很显然，扎巴地区碉楼文化，呈现出与过去我们所理解的作为战争防御建筑的碉楼迥然不同的面貌。其中最突出的事实是：碉楼具有神性。
以上所述只是扎巴区域的情况。应当指出，要以扎巴一地的碉楼面貌来推论整个藏彝走廊地区的碉楼目前尚缺乏充足证据。但考虑到碉楼在藏彝走廊乃至整个青藏高原地区是独特且极具共性和普遍性的文化遗存，扎巴地区碉楼具有神性的现象为我们认识碉楼的原始面貌，特别是碉楼的原初意义与功能提供了另一种重要启示。需要注意的是，扎巴地区的情况并非孤立例证，在藏彝走廊其他地区事实上也多有类似情形存在，这或可作为扎巴地区碉楼具有神性之旁证。如马尔康一带流传一种传说，称碉楼是“由本教徒为该地镇魔修筑”。这与扎巴地方“没有八角碉的地方人类就无法生存和定居，住房生命都要被神秘的力量摧毁”的说法完全吻合，且正好可看作是对后者的诠释。同时马尔康还存在一种奇特的碉：“碉楼无窗、无门、无枪眼，均四角、高9层，宽5至6米，顶无盖，是人们崇拜和神圣的地方。”说明碉与人们的崇拜和神圣相关，而这种无窗无门的碉究竟作什么用目前不清楚，但极可能是碉楼古老原始状态的一种孑遗。
此外，扎巴地区以碉楼或碉楼顶层作祭祀场所的情况在过去可能是相当普遍的做法。1929年中央研究院黎光明偕同伴王元辉调查川西北西番民族(即今之嘉戎和羌)，对碉楼曾作这样的记述：“碉楼的形状，很像大工厂里的方形的烟囱，高的有二十几丈。基脚的一层，宽敞可容数榻，愈上愈狭，最高的有十几层，那最上的一层只能作仅容一人念经的经堂。”这段记述的最后一句话极为重要，说明在上世纪20年代把碉楼顶层只用作“念经的经堂”即祭祀场所的情况仍然是相当普遍的，几为一种惯例。但今天这种情况在碉楼所在地区已十分少见，仅在扎巴这样较闭塞的地区还较好地延续这一传统。不过，还有一种形式也可看作是此传统的孑遗和延续：即专作经堂使用的碉，当地称“经堂碉”。经堂碉过去较多，现仅在今丹巴中路乡保留两座、金川县保留一座。经堂碉主要为藏传佛教内容，碉内多绘有佛教壁画和佛像，或供奉有佛像。经堂碉是后传入的佛教与碉这一古老形式的嫁接，是佛教信仰向碉的植入。但佛教信仰能够与碉相嫁接本身就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当地人眼中碉原本就是神圣场所，或原本就是祭神之地。只有这样，将佛教信仰的内容植入碉内才会成为可能且顺理成章。而扎巴地区的碉楼文化恰好也印证了碉楼为祭神之所并具有神性的事实。碉楼的神圣性还可由民俗事象得到证明，杨嘉铭在调查丹巴碉楼后指出：“在丹巴历史上，不仅男孩18岁成年要在高碉下举行成丁礼，女孩17岁成年，也需在高楼下举行成年礼，凡喜庆节日，人们都会聚集在高碉下，唱山歌，跳锅庄，仿佛高碉在当地人们的心目中，成为一种历史的见证，由此可见高碉在当地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综上所述，从扎巴及其他地方有关碉楼的使用、观念与传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三个事实：第一，关于碉楼的由来，扎巴的传说是“为祭祀天神而建”，马尔康一带则说是“由本教徒为该地镇魔修筑”，这两种说法实际上相通，均反映碉楼的修建最初是为了处理人与神的关系，求得神的护佑。第二，碉楼具有明显神性，碉楼所在地区过去可能普遍存在将碉或碉之顶层用作祭神场所的习俗，扎巴地区不过是较好地保存了这一习俗丽已。且按扎巴的说法，碉还是神活动之地，故住户搬迁时房可撤而碉不可撤。第三，碉楼还象征权力与财富，角越多、越高的碉越能体现权力与财富。因为碉楼是“为祭祀天神而建”并具有神性，碉楼才可能演变为权力的象征物。就世界民族志材料看，在古代神性与权力往往有更紧密的联系，最初世俗权力的确立无不是借助于神的光环。因此，碉楼由最初有神性的建筑逐渐演变成一种权力的象征和标志物就再正常不过了。另外，修建碉楼需要耗费财力和组织人力，角越多、越高的碉楼修建过程往往需要组织更多的百姓、耗费更大财力，所以那些多角、更高或体积更大的碉一般来说只有权势者和富有者才能修建，所以这一类碉后来便逐渐成为体现权势与富有的标志。在藏彝走廊碉楼地区的调查中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在一个区域或村寨中，那些最高、角最多和体积最大的碉，几乎无一例外都是过去土司或头人及有一定地位的大户人家所建。2005年笔者在小金县沃日土司官寨调查时，当地村民告知，过去一般百姓建碉在高度上绝对不可超过土司的碉。这表明，以碉的高度和角的多少来象征权力乃是过去普遍遵循之惯例。以碉作为权力象征的现象，恰恰揭示了一个古老事实——碉楼最初具有神性。也就是说，碉楼得以作为权力象征必以其最初的神性为基础，它既是碉楼原始神性派生的结果，也是对碉楼最初具有神性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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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族研究》2008年第1期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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