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对自己民族的文化精神是什么，至今缺乏统一而科学的解说和全民认同。目前学界出现的一些对中华文化精神的表述，虽然聚颂纷纭莫衷一是，但基本上是把儒家思想遗产中的“和合”或“中庸”当成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这些“新国学”家们压根儿忘掉了民间文化所张扬的文化精神，而民间文化恰恰是为最广大的下层老百姓所创造和享用的文化。为此，笔者曾于2002年发表一篇《民俗与国情备忘录》[3]，提出尽管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上层文化和普通老百姓所创造和享用的下层文化一直处在对抗与交融之中，但要建设完整、科学的中华文化，必须有效地整合这两种文化。我认为，“和合”或“中庸”不是亿万老百姓心中的民族文化精神，当日本军国主义者把大刀举在我们的脖子上时，当我们的民族面临着灾难、甚至危难时，我们能讲“和合”能讲“中庸”吗？不！民间文化中到处都洋溢着的“生生不息”的意识，才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生生不息”的意涵，表现在家族、家庭和生存上，就是对生命意识的崇尚；表现在国家、民族、个人安身立命上，就是对自强不息的崇尚。人祖女神女娲用泥土造人、使人烟延续、宇宙存在；战神刑天被砍掉了脑袋，仍然挥戈战斗；大禹受命治理大洪水，转战于九州，最后化石而生启；愚公移山，子子孙孙，挖山不止。……这些中华民间文化的经典之作所显示的，才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而现在的问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锋芒悄悄地被吞噬掉了，某些方面甚至倒退到了“五四”之前，一度被重视起来的民间文化，做了一个短短的温柔之梦之后，便变成了极少数学者“把玩”的玩意儿，已经争得的“座位”再次被挤掉了，始终没有在中国文化研究中站稳一席地位，民间文化所体现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始终没有得到人文学术界的阐发和重视。

　　说民间文化是民族的根，绝非夸张。失掉了自己的民间文化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事实上，直到今天，非物质文化遗产或民间文化遗产也仍然是亿万中国老百姓所创造和所享用的文化，只要到农村去走走、看看，便会发现，农民兄弟们无时无刻不是生活在民间文化中，须臾离不开、也从来没有离开过民间文化。从住宅的布局，家族的绵延理念，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对祖先的追念和祭奠，婚丧嫁娶、迎来送往的礼仪，道德伦理准则，节庆的仪式，等等，可能因富裕程度的不同而简繁不一，可能在强大的政治高压或现代化信息化形势下逐渐趋于简化，但其遮蔽着的、埋藏在老百姓内心深处的理念却没有变化，没有失忆。他们可以违抗村长，但他们绝不敢违抗神灵（甚至是心造的神灵）。他们可以违抗政令，但他们绝不敢违背习俗（“天谴”的惩罚是一视同仁的）。政府的政令，农民可能不知道（我们在电视上看到，连最近中央颁布的农田补贴，尽管三令五申，还是有许多许多多的农民并不知有此事），但重要的村规乡约，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不重视，几乎也没有人敢故意违抗。其实，普通老百姓，无不生活在两重世界中：一方面，他们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和帮助下，一心一意奔小康；另一方面，传统民间文化中所包含和宣扬的一些思想观念，仍然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所崇尚和遵循的理念和准则。他们以“自强不息”为文化精神，在民族危难中永远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是共产党在农村的最积极最可靠的支持者，但在遇到困难甚至劫难而又无助时，他们还是默默地求助于天地、神灵和祖先，祈求他们的保佑。民间文化就如同母亲，母亲的脸上刻满了风雨剥蚀留下的皱纹，皱纹里也许粘满了污垢，甚至在嶙峋的颧骨上还带着种种伤痕，但她永远是我们亲爱的母亲。民间文化也一样。它既体现着我们民族崇尚的生生不息的民族文化精神，同时也不乏巫蛊、迷信等荒诞无稽之谈，它可能因此而显得丑陋，但它毕竟是我们民族之根。

　　在今天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财富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拉大，城市里下岗失业者增多，农村，特别是偏远山区和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在最低生活保障线、即贫困线以下的农民人口还不少。社会上本来就存在的、而在很长时期内处于休眠期的巫术等蒙昧思想和迷信活动，在这些困厄的人群中，迅速滋长蔓延起来，是合乎文化发展规律的。尽管从文化学的层面来看，巫术等迷信活动的复兴自有其社会的和经济的背景，但它们的泛滥毕竟也给我们今天的理性思维（科学思维）、特别是“科学发展观”的建立提出了挑战，如任其泛滥，必然会给我们建设小康社会的事业造成一定危害。特别是一些不法之徒盗用民间文化的名义，装神弄鬼、打卦算命、图财害命，这种种行经，则与我们所要保护的民间文化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如论者指出的：这些迷信活动腐蚀着人们的心灵，妨碍着人们思想的健康成长，阻滞人们积极参与和正确进行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活动，毒化那里的社会风气，干扰以至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

2004年8月10日于北京

（此稿系2004年8月14日在深圳文联与中山大学民俗研究中心举办的“国际化语境下本土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全国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注释：

[1] 马克思《路易士•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曹葆华译《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2卷第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
[2] 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第73—74页，费孝通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
[3] 拙作《民俗与国情备忘录》，《报告文学》2002年第9期。又见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编《当代文艺到底缺什么——第三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获奖文集》，中国电影出版社2004年。

本文原刊于原载《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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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刘锡诚民间文化论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