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氐
迷离的白马藏人之说，是引我去平武的“导游图”，而围绕这一说建立起来的民族史叙述，是我游走中的发现。
在白马人氐族说之外，还有藏族说、羌族说。①不过，氐族说引起我更多的关注，这一说让人联想起中国民族史研究上的一个脉络。
早在1923年，人类学前辈李济先生完成其博士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提到陕甘古代的氐、羌是中国的民族始祖，作为“同一族系的两个部族”，他们兴盛于黄河文明的起源地。②后来，氐在民族史的研究中一直颇受关注，如1934年出版的吕思勉所著《中国民族史》一书，在“羌族”一章中，引据《汉书》等文献，说古代氐羌生活在今之陕西、四川之间，秦汉时期，北方氐羌“盖皆服中国，同于编户”，南方氐羌“则同化较迟”，在今之嘉陵江流域地区。③包括白马氐在内的古代氐人，曾建立过自己的政权（有王权的政体）。
民族史学家赵卫邦在其《川北甘南氐族考略》一文中，将今之白马与《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提到的“氐类”之白马联系起来，又引用《汉书•地理志》考证了氐族的地理分布，说刚氐道（平武、江油等地，涪江上游）、甸氐道（白水所出，甘肃文县以南，汉广汉郡）、湔氐道（岷江上游，今松潘西北，汉蜀郡境内）、氐道（东汉水发源地，甘肃天水、成县一带，汉武都郡），是古代氐族居住的地方。历史上，氐族的力量起落不定。秦汉时期，氐族居住在一个广阔的地域里；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个可能包容多个族群的联盟向外扩张，形成势力强大的部族，后因内部互相攻杀而力量减弱。到了唐代，氐族受羌、吐蕃等势力的挤压，逐渐衰落。④
杨铭所著《氐族史》①也主张，氐族是历史上的一个大民族，从先秦至南北朝，分布在今甘肃、陕西、四川等省的交界处，集中于陇南地区。魏晋南北朝时期，以氐族为主，先后建立过仇池、前秦、后凉等政权；南北朝之后，氐族渐渐融合于其他民族（特别是汉民族）中。杨铭这部系统研究氐族史的著作，从先秦到汉魏，从汉魏到西晋，从前秦与后凉到仇池诸国的建立与衰亡，再到氐族的式微，生动地呈现了一个大民族的“弱小化进程”。
关于与氐人关系至为密切的仇池国，二十多年前有李祖桓所著《仇池国志》出版，编者广搜史料，论述了这个政权333年的历史。据该书，“仇池杨氏，恰当今天陕西省南部的汉中地区、甘肃省东南部的武都地区和四川省西北部的平武、广汉地区”@，而川西北与甘肃武都恰是白马人的居住地。李著还称，仇池国在古代中国正史中一直被忽略，顾祖禹认为，仇池总是向其南北政权称臣，所以不能说是“国”。④对于仇池国一直被史家忽略的原因，李氏列举了几个解释，关于其中一个，他说，“由《晋书》开始，特别是南北朝各史，由于割据分裂的关系，所记史事问题很多，缺点不少，或见闻异词，或互相矛盾”⑤，从而使仇池政权的记载留下大量空白和缺环。
白马人是那个曾经建立自己政权（“国”）的民族的后裔吗？
白马人如果不是那个政权的“王室”的遗民，那么，可不可以说，他们是这个王室的臣民？
由于涉及白马人的史料极少，不像我熟悉的华东南汉人那样，各有族谱，因此，要解答这两个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同时，在我们这个时代，痛骂民族史研究是虚构，恐怕已是学术时尚，硬要追问一个族群与一个地区内部曾经存在过的政权之间的关系，实在只能招来谴责。20年来，海内外人类学界围绕“族群认同”问题提出种种论说，使许多人相信，包括国族（nation）在内的各种“族体”，都是共同体想象、虚构、制造的产物。在这样一个时代，重提白马人与一个古代的大族系之间的渊源关系，易于给一种学术守旧主义的印象。我承认，后现代主义的“想象”、“虚构”、“制造”概念，确有助于消除民族或族群问题的迷雾，使我们有能力质疑诸如白马人氐族说之类的时间跨度如此之大的历史猜想。然而，氐人与白马人历专之谜的引人人胜之处，却不断地萦绕我心：历史上，在今日看来属于地方政权的古代王国，演变为“被识别的少数民族”的事例有不少，其中，大理国史便是一个重要范例，白马人是不是也与白族一样，有从“文明化”的政体主人演变为一个“边缘化”少数民族的历史遭际？
总之，假如白马人真的是氐族后人，那么，他们便承载着一段悲壮的历史（这部历史显然是被埋没于“大历史”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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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当网图书频道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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