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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方法，是把传奇分成“单篇”和“丛集”两类，单篇称之为“传奇文”③，丛集称之为“传奇集”。他的《唐宋传奇集》的体例，就是“本集所取，专在单篇，若一书中之一篇，则虽事极煊赫，或本书已亡，亦不收采。”《中国小说史略》中，也是把“传奇文”与“传奇集”分开讲的。从鲁迅对“传奇文”和“传奇集”的分别论说看，他对传奇文的标准，把握较严，对传奇集的标准，则把握较宽。如果说，准之“有意为小说”、“叙述宛转”和“文辞华艳”，《唐宋传奇集》的选篇基本上是符合的(《古岳渎经》、《三梦记》等少数篇目更接近志怪，属于例外)，《中国小说史略》中列入的传奇集，除《玄怪录》、《续玄怪录》、《传奇》外，就不算很符合。《中国小说史略·唐之传奇集及杂俎》在讲过《玄怪录》及其“摹拟者”之作后，有这样一段话：
他如武功人苏鹗有《杜阳杂编》，记唐世故事，而多夸远方珍异，参寥子高彦休有《唐阙史》，虽间有实录，而亦言见梦升仙，故皆传奇，但稍迁变。至于康骈《剧谈录》之渐多世务，孙棨《北里志》之专叙狭邪，范摅《云溪友议》之特重歌咏，虽若弥近人情，远于灵怪，然选事则新颖，行文则逶迤，固仍以传奇为骨者也[3](P60)。
鲁迅为什么把《杜阳杂编》和《唐阙史》这两部作品看作传奇呢?因为一个“多夸远方珍异”，另一个“亦言见梦升仙”，“故皆传奇，但稍迁变”。“传奇但稍迁变”，其实是对传奇标准作了通融。有标准的传奇，也有不标准的传奇，这无疑把传奇的范围扩大了，同时也把传奇的规定弹性化了。至于《剧谈录》、《北里志》和《云溪友议》三部作品，鲁迅认为可以称为传奇的理由是“选事则新颖，行文则逶迤”，而这样的作品，是“以传奇为骨”的。不完全合于传奇标准，而“以传奇为骨”的作品也可以列入传奇，这同样是对传奇范围的扩大。“以××为骨”是中国传统特色的表达，它说明鲁迅对传奇集的认定不是严格确定的，而是直觉的、模糊的、宽泛的。由于这个原因，他在《中国小说史略》里把“传奇集”和“杂俎”放在一起讨论，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也是如此：
再唐人底小说，不甚讲鬼怪，间或有之，也不过点缀点缀而已。但也有一部分短篇集，仍多讲鬼怪的事情，这还是受了六朝人底影响，如牛僧孺的《玄怪录》、段成式的《酉阳杂俎》，李复言的《续玄怪录》，张读的《宣室志》，苏鄂的《杜阳杂编》，裴铏的《传奇》等，都是的。然而毕竟是唐人做的，所以较六朝人做的曲折美妙得多了[4](P315)。
现在很清楚了：杜德桥心目中的“传奇”，只是鲁迅所说的“传奇文”，并不包括“传奇集”;他所谓人们机械地称作“传奇”的“一小丛故事”，实际是学者从类书等而不是从专著中辑出来的单篇合集。他认为《唐阙史》的一篇《丁约剑解》有“传奇”的水准而学者不以“传奇”待之，所以传奇的分类出了问题，却不知鲁迅早将整部《唐阙史》都归入了“传奇”。
传奇的分类有没有造成所谓“误导”的问题呢?应该说，确实有许多读者，甚至包括一小部分学者，对“传奇”概念没弄清楚，只看到“传奇文”，没看到“传奇集”，结果造成了忽视传奇以外作品的情况。但这不是鲁迅的“传奇”说对读者的误导，而是读者的自误。
在廓清了“传奇”概念的基础上，我们再来说传奇分类合不合理的问题。究其实，这是一个制断尺度的宽与严的问题。比较而言，对传奇文的尺度，鲁迅的掌握较严，当代学者亦如此;对传奇集的尺度，鲁迅的掌握较宽，而当代的学者则多较严。比如《杜阳杂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其中述奇技宝物，类涉不经，大抵祖述王嘉之《拾遗》，郭子横之《洞冥》”，与六朝志怪书更相近，当代学者多归入笔记小说;《唐阙史》今存五十一篇，多为短制，几篇长的如《李文公夜醮》、《杨江西及第》、《韦进士见亡妓》等与《丁约剑解》风貌亦近，侯忠义《隋唐五代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将其归入“唐代轶事小说”，吴礼权《中国笔记小说》(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将其归入“国史派笔记小说”，也不归入传奇。
笔者认为，鲁迅对传奇文体的制断，可以说是宽严结合。他对传奇文的严，是为了让传奇中最骨干、最有艺术性的作品，与其他文体如志怪等清楚划开。他对传奇集的宽，则是为了尽量照顾到对与单篇传奇题材风格相近的丛集作品的包容。所以对于传奇集，鲁迅并不关心其在多大程度上合于单篇行世的传奇文的标准，他更注意的是这些作品是否直接间接体现了传奇文学特点，以及所包含的文学价值。正因为如此，那些与传奇文特色多少有些接近的丛集，就很容易被列入传奇集的队伍之中。
如何看待鲁迅对传奇集的宽松的尺度呢?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文学上的分类与动植物学上的分类不同，文学的分类不光要考虑作品的特征，还要考虑分类的结果是否对文学本身有利。就是说，文学的分类不应该是机械的，而应该是人性化的。当代学者李剑国讨论古代小说界划问题，提出“叙事性原则”、“传闻性或虚构性原则”、“形象性原则”和“体制原则”四点原则，但同时认为“有些情况应取变通态度，不能胶柱鼓瑟”，所以把《世说新语》、《高士力外传》、《山海经》、《汲冢琐语》、《穆天子传》等都包括在小说之例[6](P34)。李氏的做法同鲁迅当年一样，就是既有原则，又讲变通，而其宗旨，仍然是为了“学守其书，书守其类”，把具有文学价值的文献保留在文学研究的视野之内。
综此，笔者认为，传奇的分类是清楚、合理、有益于古代文学的。杜德桥在文章中说，可以让作品“独立自由”，而不必对古代文言小说分类，这只是西方学者个人主义与个性精神的表露，不必当真。分类是必需的，但如何从作品实际出发，宽严相济，有原则又有变通地给古代小说划类，确实是一个不易把握的问题。在具体传奇作品的认定上，鲁迅的看法可以商酌，但他处理传奇文体问题的严谨而灵活的方法，他的高远的学术眼光，他的丰富的人情味，仍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注释：
① 《中国小说史略·宋之志怪及传奇文》有列“辞意皆芜劣，惟偶见一二好语，点缀其间”、“时杂俚语，文采逊矣”的作品为传奇文者，第67页。
② 杜文原文附有《唐阙史·丁约剑解》，取知不足斋丛书本，依中华书局《太平广记》、《道藏·三洞群仙录》详校。
③ 鲁迅在1920年油印本《中国小说史大略》中称为“传奇体传记”，在1923年出版《中国小说史略》时才改称“传奇文”。
参考文献：
[1] GLEN DUDBRIDGE. A Question of Classification in Tang Narrative: the Story of Ding Yue[A]. India, Tibet, China: Genesis and Aspects of Traditional Narrative, Firenze: L. S. Olschki, 1999.
[2]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3]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4] 鲁迅全集，第9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5] 郑振铎全集，第6卷[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
[6] 李剑国.文言小说的理论研究与基础研究[J].文学遗产，19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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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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