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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实地，和被研究对象共同生活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通过亲身的观察、询问、体验、感受，详细收集反映社会现象和人们行为的各方面信息资料，并在对资料细致分析的基础上，得出对社会生活和人们行为的深刻理解。这是人类学研究的基本方式和主要途径，也是人类学者开展研究的最主要特征。正是依靠这种方式，费老在江村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走访观察，分析思考。深入地了解到１９３６年那段时期中，江村农民的全部生活———从家到户、从户到村；从婚姻到生育、从财产到继承；从生产劳作到日常生活；从农业、蚕丝业，到贸易和信贷———费老的研究几乎把江村农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里里外外都逐一进行了描述和分析。而他所收集的大量第一手资料，也成为支撑《江村经济》这本近十七万字的名著的经验证据。在这些资料中，既有江村地理状况、家庭规模、职业类型以及人们日常衣食住行等相对客观、相对外在的资料，也有江村社会中的婚嫁规范、亲属关系以及宗教巫术等相对内在、相对复杂的资料。而要详细地、从一个个具体的个人、一户户具体的家庭那里收集这些纵横交错、但却可以系统、全面描述人们社会生活和社区状况的资料，研究者必须全力以赴，付出最大的努力。
与此完全类似的，还有那位叫葛迪斯的外国学者，他的研究同样让笔者感动和吃惊。他对江村只是进行了短短几天的调查访问，竟然也用收集到的资料写出了近十万字的论文！看看他的行程，就知道要做到这一点是多么的不容易：５月１２日早上７点２０分从南京出发，上午１１点３０分到达苏州，下午４点３０分到达震泽镇，下午５点３０分左右到达江村。５月１６日早晨，“我离开了这个村庄”。这样实际算下来，葛迪思在江村的时间其实连四天都不到。用他自己的话说：“从任何一个社区调查来说，这段时间短得简直可笑”。但就是在这短短的三天半时间中，一个外国人，第一次在一个不熟悉的国度，对一种不熟悉的文化和社会生活进行调查，就收集到能够写出近十万字的研究专刊（即《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农民生活》），就得出了一些有一定依据的结论。靠的是什么？他是如何做的？从中我们又能学习到什么呢？笔者认为，至少以下几点是我们可以学习的：
一是对这一问题的长期关注。“数年来，我教人类学这门课，一直使用《中国农民的生活》这本书。我经常在想，那里的人民后来怎么样了？是不是在废墟上又建起了一个新的农村？”正是这种长期的关注，以及对费老经典研究中各种问题的经常地思考，形成了他能在十分不利的条件下完成这一研究的扎实的基础。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这种长期的关注和经常的思考，他到江村的短短几天，可能除了偶然碰到的现象，什么印象也不会留下，更不用说写出近十万字的研究报告了。
二是提前做好充分准备。作为人类学研究者，葛迪斯博士当然知道前期研究计划和相关准备的重要性。因此，他明确地将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一书作为其研究工作的基础，“我有费孝通的书作为我工作的基础，它为我的调查工作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提纲”。正是因为有了费孝通先生之前的经典研究作为基础，葛迪思博士在江村的实地调查工作才有了明确的方向和具体的指南。
三是深入实地。这是前面提到的人类学研究方式中最本质、也是最值得重视的方面。而要深入实地，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要住到研究对象所生活的场景中。对于不远万里从澳大利亚来到中国江村进行调查的葛迪斯博士来说，同样如此。我们可以试想一下，葛迪斯访问江村是在１９５６年，那时的中国刚解放没几年时间。整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还很低，而农村的生活条件、卫生条件等等自然就更差。可葛迪思作为“第一个到这个村子来访问的欧洲人”，也就住在村里农业合作社的社部。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不是一般的游客，而是来做人类学调查的研究者。
四是全身心投入工作。虽然访问的时间非常有限，但葛迪斯又特别看重这次难得的调查机会。因此，他“全部白天的时间和大多数晚间，我都不停地做调查工作”。并且，为了收集到他所需要的材料，他还经常“未经通报就出现在这里、那里和任何适合我的地方”。只有这种对研究的高度专注和全身心的投入，才有可能完成一般情况下难以完成的调查工作。
五是有几个当地助手的帮助。客观地说，研究者作为被研究社区中突然来到的“他者”或“陌生人”，往往不会很快被研究对象所接受。在短短几天的调查中就更难做到这一点。因此，对于实地调查者来说，能有当地助手的帮助是非常重要的。葛迪斯博士正是由于得到了江苏、南京、苏州等地相关人员的帮助，使得他的调查能顺利开展。特别是“他们给我的最重要的帮助是与村领导干部合作，对该村的户口进行了一次普查”（费孝通，１９８６；第２７４页）。正是这一普查的结果，为他的研究报告中一些有关江村人口性别比、家庭户结构等方面的对比研究提供了可能。
《江村经济》一书中的这些例子，向我们展示出人类学家做研究的点滴精神，同时也启示我们应该从人类学家那里学些什么？不可否认，人类学特有的深入实地，开展访问、观察等具体方法当然是应该学、也可以学的，但笔者认为更为重要的，则是要学习他们对探究社会世界奥秘的那种执着和专注，那种坚韧和献身！尽管不同学科的研究主题、研究对象通常要求社会研究者面对不同的社会情景，经历不同的探索过程。但有一种东西则始终是共同的，这就是研究者所应具备的科学精神——求真、求实。无论是深入实地，面对活生生的、具有不同文化的人和事，还是面对一大堆调查问卷和计算机运算结果中的各种数字，这种探索的精神始终是一样的。
三、导师如何指导学生做研究
重读费老的《江村经济》一书，笔者还深深地感悟到导师在培养学生中的巨大作用。同时也对如何当好研究生的导师、如何指导好研究生有了一些新的认识。虽然说，费老的《江村经济》研究的完成，以及这一研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由众多的因素促成的。但是，笔者认为，费老的几位老师的重要指导却是其中十分关键的因素。
首先是费老的硕士生导师史禄国教授的指导。当费老从清华大学研究院硕士毕业，并“由该校社会学及人类学系推荐，取得该校公费留学资格”，准备出国留学时，史禄国教授主张他“在出国前应到少数民族地区实地调查一年”。笔者这里强调史禄国教授的指导作用，并不是因为由于史禄国老师让费老去少数民族地区做田野调查，才有了后来费老的妻亡己伤、才有了后来的养伤访问和江村调查。而是说导师让他出国前进行实地调查对其留学所具有的特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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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谷子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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