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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晓青(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刘先生长达一个甲子的治学经历，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学术生命力，退休以后专心治学，不断奉献出新的成果，与他持续关注学科发展的最新动态，眼光敏锐，善于发现问题，长于作深入的理论论证有关。刘先生对民间文学研究的学术史梳理与阐发，对学界的贡献不可低估。他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民间文学学术发展史的论述，有严谨的理论思考，更有大量丰富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他在思考理论问题的同时，记录和保存了珍贵的学术史的细节。现在的研究生的学习阶段都要作相关研究领域的学术史梳理，但往往是停留在对已有的学术观点的罗列或整理，对研究对象的资料的辨析很少涉及，在如何搜集资料、关注细节方面缺少训练和积累。
邢莉(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我就只说一点，就是刘锡诚先生给我解决了一些非常困惑的问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评审的时候，我们还存在着困惑，到底民俗学研究的是什么?它是否在研究“迷信”?“迷信”的研究是否一个禁区?“迷信”与俗信应该如何区别?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俗信吗?刘先生的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民间信仰和神秘思维问题》，力图对民间信仰的认识进行理论的创新和开拓。在这篇文章里，首先他谈到了文化的擅变有自己的轨迹，要把文化和政治脱离开来。他认为民间信仰是任何社会之为社会的必然因索，是社会和谐和稳定的重要因索;民间信仰有迷信的一面，也有理性的一面，使民众拥有精神的、哲学的、生活的崇高信念。这样就启迪我们对民间信仰重新审视，民间信仰是一个知识体系，一个价值体系，一个认识体系，它始终伴随着社会阶段的民众生活。刘锡诚先生肯定了民间信仰的价值，民间信仰洋溢着一种新鲜血液，洋溢着一种民族精神。这样一篇文章我反复读了多遍，解答了我的困惑。
陶立璠(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在我从事民间文学、民俗学教学与研究时，引起我注意的首先是锡诚先生关于原始艺术与象征文化的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讲，原始艺术和象征文化是民间文化的源头之一，也是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经常涉及的话题。在研究方法上，涉及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语言学、民俗学等人文学科。所以我想，原始艺术和象征符号的研究，也可能是锡诚先生想找到一把解析民间文化种种复杂事象及其表现的钥匙。
其次，锡诚先生对民间文学学术史的研究，其代表作是《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这部洋洋90多万言的著作，系统地总结了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研究走过的曲折路程。这部著作让我们领略了20世纪民间文学学术发展史的风采。学术史的写作，不但要求客观地叙述学科的研究历程，更重要的是对学科史上产生的各种思潮、理论、方法、成果进行分析和评价。这不仅需要大量的史料积累，分析解读，而且最能体现作者的资料视野、理论功底以及准确地把握学术事件的能力。
再次，锡诚先生积极参与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和实践。非遗保护既有理论问题，也有实践问题。他参与制定《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手册》，参加国家级非遗项目评审、咨询、辅导、督察工作，撰写了《传承与传承人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性质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判断问题》《民间传说的保护》等论文，结集为《非物质遗产:理论与实践》出版。应该说这些理论都是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长期以来关于民间文学的理论探讨，对非遗保护起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陈连山(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刘锡诚先生在促进民间文艺这个学科方面也有很大贡献。我研究学术史的时候，就发现中国早期民间文学学术史上，存在一种现象——很多大学者，先是做一点民间文学研究，后来就把民间文学扔了，最后做了其他学科的研究。董作宾先是研究歌谣，写了著名的《看见她》，但后来研究甲骨文。顾颉刚研究了孟姜女传说，但他是历史学家。刘锡诚先生跟那些学者反其道而行。他在文学评论界是很有影响的，但是后来，他做的主要工作是民间文学和民间文艺这方面的。显然，他对民间文学有特殊的认识，否则不会把自己搞得好好的专业扔到一边，转而来搞民间文学研究。他对中国文学有全面的了解，既了解作家文学，也了解民间文学，相对来讲，民间文学有更重要的研究价值。
当今之世我们这些专业的民间文学工作者都转而搞民俗学了。在自上而下地提倡保护民间文化、对民间文化进行研究的时候，他多次呼吁要做民间文学的研究。他多次向上面上书呼吁，一直强调把民间文学这个学科保留。这让我很感动。全国大潮流没办法，民间文学降成三级学科;北师大通过学校自主设置二级学科，把民间文学定为二级学科。我们北大跟北师大一样，民间文学也是二级学科。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民间文学，也一直是二级学科。所以民间文学的学科地位这个问题，是可以在现有体制下，把这个学科升成二级学科的。我们能够升成二级，跟刘老师在后面督促有很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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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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