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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术会议和考察活动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目的
(1)举办此次联合考察和学术交流活动有两个目地：第一个是两国学者交流民间文学搜集保管方面的经验；第二个是通过学术会议和实地考察培养青年学者。这两个基本目的是达到了。首先，两国学者在自由讨论中发了言，各自发表了意见，介绍了经验。根据三方签署的《协议书》，由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辑并委托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1986年中国芬兰民间文学搜集保管学术研讨会文集》中文本，由芬兰文学协会会同北欧民俗研究所、土尔库大学文化研究系民俗学和宗教学部编辑并出版上述文集的英文本。
(2)预计这次考察将采用先进技术手段取得考察资料，试验运用科学方法进行田野作业的目的，也基本达到了。中国方面，中国民研会录制了5个小时的录相资料，根据协议，这些资料要互相交换。然后可编辑剪辑成一部三江侗族的完整的民间文学、民俗风情科教片，为侗族人民，为我国民间文艺学史积累了一份珍贵的文化资料。中国方面全体考察队员共录制了150盘录音磁带，这些磁带连同记录翻译稿，将作为侗族文化和我国民间文艺学史料被保存利用。文字资料、调查报告、照片内将由中国民研会、广西民研会和三江县共同编辑出版一部三江侗族民间文学的科学版本。
(3)这次两国三方的联合考察，在我国还是第一次，属试验性质。这次考察从大的方面看，是成功的，从一周左右的时间看，取得的成果是足以自豪的。这次考察的成功，在民间文学方面为进一步进行双边合作，积累了初步的经验，锻炼了一批干部，同时，也必将为世界民间文学界所瞩目。在国内已经引起了文化界、新闻界的重视。《广西日报》、广西电视台、广西人民广播电台、《南宁晚报》、《柳州日报》、《桂林日报》发了消息。北京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民间文学》、《民间文学论坛》，上海的《文学报》也发了消息。《文艺报》发表了该报记者沙林撰写的侧记；《文学报》发表了金辉撰写的《与芬兰朋友在三江采风》；本会主办的《民间文学》第6期节发了航柯先生在学术研讨会上的论文《民间文学的保护》；《民间文学论坛》第5期选发三篇调查报告：邓敏文和吴浩(侗族)的《侗族款词的传承情况及社会影响考察》、金辉的《劳里•航柯的田野作业观》和李溪(李路阳)的《侗族一个故事之家的传承诸因素调查》。芬方在北欧民俗研究所Nordic Institute of Folklore主办的《News letter》上发表了劳里•航柯、贾芝、刘锡诚的文章，把这次学术会议和联合考察的情况介绍到了国外。
五、存在的问题
这次中芬民间文学联合考察有两国多方的人员参加，规模大，由于第一次举办这样的学术考察活动，组织工作缺乏经验，因此出现一些缺点和不足是难免的，这些缺点和不足，可以作为以后组织类似活动的借鉴。这些缺点和不足是：
(1)考察规模大了些，队员来自几十个单位，给管理和考察带来一些困难。与外国朋友合作考察，住在招待所，每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能与被采访者同吃、同住，交流感情，难以做到“参与观察”。因而使这次考察不够深入，有些场合甚至流于表演的性质。尽管有些中国方面的队员抓住时机深入到群众家里，晚上不回招待所住宿，扩大线索，深入开掘，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总的说，这方面的缺点仍然是明显的。由于规模过大 ，又是第一次进行这样的科学考察，经验不足，组织工作上显露出较大的弱点。根据这次考察的经验和教训，以后的田野考察以采取小型分散为宜，要事先拟订好考察提纲，有目的地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
(2)在这次考察中，有的队员对讲述环境不够重视，急切想知道被采录者所唱所述的内容，故而有时打断被采录者的讲述，询问所述何意，或问翻译，结果造成被采录者的讲述情绪受到破坏，翻译人员的翻译声音与被采录者的讲述语言重合，录音磁带里听不清被采录者的讲述语言，造成原始资料的某些漏失。根据这一教训，在今后的采风中，当特别注意保持讲述环境。至于翻译上的问题，应在采录结束后再去切磋解决。
(3)航柯先生针对马安点考察组和八江点考察组的考察情况，提了几个值得重视的意见：①在人数较多的环境下进行田野作业，应划整为零，在各个角落分散活动，并注意静听观察并录音；②采访上要注意让周围所有人都感到自己不是局外人，不要一开始就盯住一人问，而不顾其他人。③要注意保护演唱和讲述环境。当场翻译，会破坏歌手情绪。歌手不愿唱的歌，不要强迫，而要注意发现其中的原因是否与演唱环境有关。航柯先生的这几点意见，恰恰是我们在考察中多少有所忽略的。
(4)筹备工作是在北京、南宁、三江三地分头进行的，秘书处未能妥善地加以安排、检查、协调，因而在某些环节上出现了某些脱节现象。
(此稿系我执笔成文，当时署名“中芬民间文学联合考察与学术交流秘书处”，1986年9月10日改定稿于北京——刘锡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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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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