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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就是传统的“乡约”的一个扩大了的全国规模版， 而这些也恰好正是梁漱溟所谓“新礼俗”的内容。
我们原来认为这些“社会主义”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公式， 这恐怕只是一种局限于用意识形态的眼光来观察的结果。就中国来说，这种社会主义所造成的结果， 是突破了宗族的框子而扩大为国家规模的礼治社会， 土地公有制成为其物质基础， 在此基础之上， 靠“大公无私”的共同性而完成的重工业化， 以及支撑这些新的社会关系的男女平等、教育制度、医疗制度、交通、通信网等等， 总而言之， 这是中国式的现代化。在这些现代化的成果之上，才有了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 即对“个人营利”的开放。
城市化进程中的国家悖论
八十年代起，“民工潮”开始不断冲击中国的城市，同时为中国的城市化和市场化提供了似乎无限的廉价劳动力资源。中国今天的城市化过程离开社会主义改造所实现的土地国有化和集体化是无法想象的。第一，它是以城市土地的国有化为条件，建立在由政府所推动的土地再资本化的过程之上。第二，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制成为城市化劳动力资源的蓄水池和社会稳压器，土地对于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避免了农民工失去土地而沦为大规模的游民，避免了中国的城市发展进入被平民窟包围的第三世界城市化模式。这一点，在今天全球金融危机、外向市场萎缩的情况下，尤其显现出重要性。
建立在集体所有制之上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与传统社会的关联在于，它保留了由于人口变化而进行调整的土地空间，在某种意义上恢复了传统的土地
社区性特点，让农民依靠土地养活自己，不能自足，但可以自给。这是依靠传统的土地功能来抵御外在的资本主义市场化冲击的方法，而现在的“群体性事件”不断上升，已经暴露出资本下乡的市场化进程所引爆的严重危机。它体现了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双重性，或者说悖论，即一方面它推进的市场化改革是引爆社会问题的源头，但另一方面，为避免社会解体而解决问题的动机也内在于国家之中。而一旦土地私有化，土地根据人口进行调整的社会功能就完全被排斥，农村土地必然以最快的方式沦陷，乡村作为社会的解体就会急剧爆发，而不是相反。
今天中国的新自由主义对乡村土地私有化问题的热衷，其实是在两个意义上发生作用。一是为城市的扩张和土地的资本化进一步创造条件；二是希望为农业的资本主义发展创造条件。它的预设是通过私有化大规模集中土地，走美国式农业的道路，首先使农民离开自己的土地，然后沦为外来农场主的农业工人。但是，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农业资本主义化如果能够成功，WTO框架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多哈回合贸易谈判就不会僵持至今，陷入无法解决的困境。也就是说，即便我们为中国农业的资本主义创造了土地私有的条件，我们的农业资本主义面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高额农业补贴，依然是失败而已。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越演越烈的土地纠纷，大都是城市化过程中资本下乡剥夺农民土地造成的，而不是为了发展所谓的农业现代化。原因很简单，资本看重的是土地在城市化中的价值，而不是没有市场的农业。在这个意义上，土地私有化和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关系是一个彻底的伪问题。
80年代以来，中国的乡村解体再度发生，而国家权力在基层的内卷化也无法抑制地重新开启。社会学家孙立平描述了不同时代的城乡二元关系，“那时尽管存在‘剪刀差’，尽管工农业产品的比价是不合理的，但我们从这里仍然可以看到一种城市对农村的信赖，以及城里人的大部分收入通过购买生活必需品而流入农村的过程。这里的城乡二元结构，也许可以称之为‘行政主导型的二元结构’”，而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城市和农村之间一种新的形式的断裂，这种断裂主要不是由人为的制度造成的，而是由市场造成的。但这同样是一种断裂，甚至是一种更为深刻的断裂。由这种断裂造成的城乡二元结构，我们也许可以称之为‘市场主导型的二元结构’”（《断裂：中国社会的新变化》）。在他看来，市场关系下的中国城市和乡村、农业和工业已经断裂，而且这个趋势很可能无法逆转。“行政主导型二元结构”的最终目标是“消灭三大差别”，但这个目标在“市场主导型的二元结构”中是消失的。也正因此，“三农”危机将持续成为国家政权重中之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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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2012年1月17日14版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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