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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十载（751）四月，唐朝大军至西洱河，南诏于无奈之中遣使至浪穹向吐蕃御史论若赞求援，吐蕃“分师入救”。是役唐军大败，士卒死者数万人。南诏击败进讨唐军后，吐蕃命宰相倚祥叶乐携金冠锦袍、金宝带等慰问南诏，“赐为兄弟之国”。天宝十一载（752）正月，吐蕃于邓川册封南诏为“赞普钟南国大诏”，授阁罗凤为“赞普钟”，意为赞普之弟，亦号“东帝”，颁给金印；又授阁罗凤长子凤迦异为“大瑟瑟告身、都知兵马大将”，南诏朝中大小官吏，均获吐蕃封赏。南诏与吐蕃还“山河约誓，永固维城”，南诏改是年为“赞普钟元年”［2］47—48［3］。
此事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赞普传记》中亦有记载，称：“赤德祖赞赞普（btsan po khri vdus srong）之时，……南方之东（下）部，南诏（vjang）地面，有谓白蛮子（mywa dkar po）者，乃一不小之酋长部落，赞普以谋略封诏赐之，南诏王名阁罗凤（myvavi rgyal po kag la bong）者遂归降，前来致礼，赞普乃封之曰‘钟’（gcung，意为弟），民庶皆归附庸，（吐蕃）地域，增长一倍。”［1］129，166
以往对吐蕃封阁罗凤为“钟”（gcung），论者仅停留在解释藏文gcung有“同胞兄弟”的含意上，而未及讨论吐蕃为何要授予这样的称号。根据已见的藏、汉文献的记载，终唐一代，与吐蕃联姻的周边政权或民族不在少数，而其中嫁公主给吐蕃赞普为王妃的有唐朝、羊同（象雄）、泥婆罗、党项、南诏等，但后来被吐蕃所控制而封为“赞普钟”的仅南诏而已。这就有理由让我们认为，不但南诏与吐蕃联姻应为可信，而且还可推测嫁与赤德祖赞为王妃的正是皮逻阁之女、阁罗凤之胞妹。
二 南诏受制于吐蕃时期（751－788）
751年南诏与吐蕃联军击败唐朝军队并接受吐蕃封授之后，南诏开始进入吐蕃的实际控制时期。
同上引《赞普传记》7：“赤德祖赞赞普之时，……以南诏王（vjang gi rgyal po）降归吐蕃为民之故，唐廷（rgya）政权大为低落，且极为不安。而南诏王（vjang myvavi rgyal po）而论，彼承事唐廷，忽转而以唐（rgya）为敌，献忠诚归顺于吐蕃赞普赤德祖赞之驾前，其所陷唐廷之土地、城堡一一均献于（赞普）……后，阁罗凤之大臣名段忠国（kag la bong gi blon po dvan cung kog）者，来至赞普赤德祖赞之帐前，在庞塘大殿之中，致礼示敬”。有一点应该说明的是，段忠国晋见赞普是赤德祖赞时期的事，应在阁罗凤被赐封为“赞普钟”之后。从南诏王被赐为“赞普钟”的752年，到赤祖德赞去世的754年只有两年时间，因此，段忠国晋见赤德祖赞君臣的时间，当在此两年之中［4］。
天宝十三载（754），唐朝又令侍御史李宓、广府节度何履光等兵分两路进攻南诏。李宓军进逼邓川（今云南邓川），吐蕃“神川都知兵马使论绮里徐来救”［2］49，大破唐军。其后南诏与吐蕃又合兵扫荡了嶲州都督府，夺取了大量的人口、牲畜和各类物资。吐蕃、南诏夺取嶲州的事件在藏文文献中亦有记载，《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大事记年”：“猴年（756），论泣藏、尚息东赞、阁罗凤（kag labong）三人率军攻陷嶲州（se cu），孜吉（tse ci）以下地区尽皆臣服”［1］109，155。需要指出的是，此时的吐蕃赞普已是赤松德赞（khri srong lde btsan，755－797年在位），为赤德祖赞与那囊妃芒保杰细登所生之子，也就是说与南诏有联姻关系的重要人物均已不在人世，为其后南诏与吐蕃结盟的破裂埋下了伏笔。
757年，唐朝夺回越嶲，以杨廷进为都督，兼领台登（今四川泸沽）。不久，南诏、吐蕃又联军攻占越嶲和台登，俘虏杨廷进，进而攻下邛部（在今四川越西东北）。当时南诏势力所及，已至大渡河南岸，而吐蕃亦以“抵剑南西界磨些诸蛮、大渡水西南”为其控制的边界［3］5248。具体到吐蕃在滇西北控制的区域，据《南诏化碑》讲：天宝间南诏与唐军之战，南诏王阁罗凤曾派首领杨利等赴浪穹向吐蕃御史论若赞请派援兵［2］，结合其他史料可知，当时吐蕃控制滇西北的中心位于神川铁桥（位于今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县塔城区），东北面据有嶲州，在姚州一带与唐军相峙；北面以铁桥和浪穹为据点，分别在铁桥设神川都督，在浪穹遣御史镇守；以洱海地区为中心的南诏也在吐蕃的控制之中。
大历十四年（779），阁罗凤卒，立其孙异牟寻以嗣。异牟寻率众20万人与吐蕃合力攻打西川，德宗发禁卫及幽州军驰援，与山南兵合，大败异牟寻众，斩首6000级，禽生捕伤甚众。此战之后，异牟寻被吐蕃贬封为“日东王”［5］。建中年间（780－783），吐蕃再度饮马岷江，常以南诏军为前锋，进攻唐西南边州屡屡得手。
这一时期南诏与吐蕃的结盟，也促进了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如吐蕃以虎皮旌勇、定为章锦的制度也流行于南诏。《蛮书》卷7“云南管内物产”说：“蛮王并清平官礼衣悉服锦绣，皆上缀波罗皮”（原注：“南蛮呼大虫为波罗密”）；又，南诏“贵绯、紫两色。得紫后，有大功则得锦。又有超等殊功者，则得全披波罗皮。其次功，则胸前背后得披，而阙其袖。又以次功，则胸前得披，并阙其背。谓之‘大虫皮’，亦曰‘波罗皮’”［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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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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