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讽刺是传统相声的光华。与经过“阶级斗争”理论淬火，在“提高讽刺自觉性”后与“大批判”合流为一的“新相声”不同，传统段子似乎并不那么先验、激越、决绝，而是一种深谙人情世故，状态蕴藉，相当思辨的一种“软幽默”。它的着眼点首先不是教化训育，而是好笑好玩的娱乐本性。关于“可笑性”，上世纪就有“相声的笑是目的还是手段？”的讨论，但由于当时头上高悬着“为政治服务”宗旨，其争论自然是无果而终。可是，无论“目的”还是“手段”，笑都是必须和首要的。而在感官愉悦和心扉开启之间，就是色彩斑斓由低而高排列的色调就构成了“可笑性”。用合理的尺子“发现”生活中的不合理，或把不合理的现实“解读”出合理性，都是滑稽和喜剧的源泉。因之，笑本身就是一种发现或评价，正如果戈理在他的《剧场门前》所说：“在我剧中无往而不在的唯一正面人物就是笑。”古人所谓“寓教于乐”不是将“教”的观念高踞在笑的形象之上或之外，而是融为一体深入其中的。传统相声所谓的思想或认识价值也都是由其可笑性的深广程度自然而然流淌出来的，惟其浑然不觉才见出“乐”中之“教”，在“笑”中感受不同的品位。

　　传统相声的讽刺并不像“新相声”那样，按照“阶级划分”的准则对“外部”（敌人）“内部”（自己或同盟者）壁垒分明态度迥异。而是依据“温柔敦厚”的“诗教”精神，由情及理以理驭情始终遵循“婉而多讽”的方式，不是“掀掉宴席、撕毁花环、踏烂偶像”，甚至以“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的决绝，在诅咒和漫骂中不惜与对方同归于尽。传统相声比较客观和包容。客观是因为谙熟对象存在的各种因由，包容是由于采取了中正中和中庸的原则。一切都恰到好处不过不尤。相声所谓“俗不伤雅的内容、谑而不虐的风格、咸淡见义的方法、似我非我的表演”，是因为国人的意识里早就融入了“乐而不淫、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民族文化精神。因之，即使如《糊涂知县》《日遭三险》那种对统治者讥刺的段子，也都可见在讽刺对象可鄙可笑的背后有一条可怜可悲的影痕。

　　传统相声的讽刺并非对人不对己，而是充满着自省和自嘲精神。“古今世界，一大笑府，我与若皆在其中。供人笑柄，不话不成人，不笑不成话，不笑不话不成世界”（冯梦龙《笑府》序）。只有把自己摆进去，不仅喜剧地看待世界，并且喜剧地看待自我，才能具有批判超越精神，也才能在省悟自己的同时包容对方。传统段子就在这一省一嘲之间坦露胸襟，在狭窄的生活罅隙间寻找心灵的自由。市民阶层人性的弱点、人格的缺陷、人道的偏颇，以及自私、贪婪、虚伪、僵硬、颟顸、麻木等“人类的通病”，都在各种段子之中有深刻的揭示。甚至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仍然有某些“国民劣根性”的存在，时时提醒人们“引起疗救的注意”。

　　除了这些长处，传统相声还有化物态为心态的表现方式。它也与“新相声”创作中将主题的明确性、单纯性、具体性自觉表述出来，凸现艺术“再现”的魅力的方法有所区别。传统段子大多不为“一人一事”而作，并不耳提面命地指斥或讥刺某一具体的对象，而总是在或荒诞或滑稽的喜剧氛围中折射出复杂矛盾的心态，言此而意彼、曲意而深旨，在“表现”中言是若非、说非若是，或枪里加鞭或背后敷粉，在似虚若实半真半假的语境里，曲折含蓄地表明心境，不动声色地抑扬褒贬。因此具有形象的含蓄性、题旨的丰富性和审美的模糊性特点。如马三立《开粥厂》，人们就很难辨析它究竟是讽刺“为富不仁”的伪善，还是油滑市民的吹嘘，抑或是用寒酸至极梦幻饕餮折射现实的尴尬窘境？在“表现”中“再现”实是自古民族民间艺术“诗学”创作方式的承继。

　　显然，作为市民艺术的传统相声，始终在世俗的沟壑里滚动，沾染上许多封建落后乃至剥削阶级意识是不足为怪的。尤其是深入底里的“小市民”趣味，更是其致命要害，以至于在上世纪40年代末传统相声一度色调灰暗浮糜，为市井良民不齿。新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拯救了相声。在经历了净化语言纯洁内容诸多改进改良改革之后，人们对于优秀的传统相声还是一往情深。在荡除了市民文化衣着上的尘埃、洗濯掉其发肤上的污垢，改造其“卑微的灵魂”、“渺小的情怀”之后，我们更能看清涵养它的文化博大精深的一面。多年来我们实在过于冷落传统相声，以致许多年轻人竟然误把郭德纲说的老段当成新作！而以前我们的“抢救遗产”和“整理传统”又往往带着“阶级斗争”眼镜，极其武断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大批脍炙人口的名篇在“政治”和流行观念的裁度下已然渐次消亡，只为后人流传屈指可数的“保留节目”。因此，对待传统除去应该深刻反省不断强调“推陈出新”的精神之外，“存旧立新”、“涤旧见新”、“温故知新”等传统文化所固有的解决新与旧矛盾的理念，是否也可以作为一种尝试？

　　（本文刊于《博览群书》200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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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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