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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回族共同语言问题
共同语言是同一民族的人们互相交往交流思想的工具，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语言本身作为人们在生产、生活中所使用的交际工具，随着各族人民来往的增加和经济文化联系日益密切，民族语言不断丰富和发展，出现不同民族语言相互吸收现象，甚至会出现一个民族借用别的民族语言的情况。回族就属后一种情况。回族在语言方面借用别的民族语言，是同其形成过程紧密关联着的。前述斯大林民族定义，是从民族形成的一般规律而言，但是任何事物的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尤其是民族这一人们共同体，更是必然地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化，民族发展过程愈加丰富并日益复杂。特别是当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以后，因某些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而形成的民族，就不宜机械地按图索骥式生搬硬套斯大林民族定义，斯大林本人当初在提出这一定义后也坚决反对教条式的对待。民族学界通常用分解过程即同源异流和化合过程即异源同流来概括文明时代一些民族的形成过程，而中国回族正属于典型的异源同流类型，因为回族来源中包括阿拉伯人、波斯人、中亚人和中国汉族人、蒙古族人等多种成份，而这种成份是在元代东西方交通大开的形势下以伊斯兰教为纽带汇合而成的，其汇合地段又正处于在中国占绝对多数的汉民族的汪洋大海中，这汇合而成的新的人们共同体又恰恰主要和汉族杂居。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形：蒙元时期东来中国的中、西亚各族穆斯林在壮大了回回先民群体之同时，也打破了唐、宋以来相对独立的各自结庐而居的蕃坊壁垒，开始更加经常、更加密切、更加广泛地在生产、生活方面同周围汉人交往联系。在这种交往联系中，无论是原先的土生蕃客，还是新来的以穆斯林为主的色目人，当他们操着阿拉伯语，或者波斯语，或者别的民族语言，在同汉人交往中就出现了障碍；这种语言障碍存在于一个群体和另一更大的群体之间时，社会不可能提供足够的“通事”（旧时代翻译的民间称谓）以解决发生并存在于每日每时随处而遇的语言障碍。而王朝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需要，又决定了东来穆斯林各族人中的多数在中国的居留不是短暂的，即意味着东来穆斯林各族人同王朝主体民众间的交往联系将是持续长久的，包括汇入随蒙古西征东来穆斯林各族人洪流的世居蕃客或谓土生蕃客，——他们自从走出蕃坊封闭的大门后，也迫切感到比以往任何时候需要同汉人更加密切的交往联系（其实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早就通晓汉文了）。这样，交往联系中存在的语言障碍的消除就必然是迟早的事，而发生于两群体间交流中的语言障碍的消除，只能是其中的一方顺应客观情势去做出恰当的抉择，接受最适宜交往联系的一种语言；当其中的一方（东来穆斯林各族人）在当初作为客体以零散的形式和相对的少数，在作为主体汪洋大海般的汉人社会里生活，作出抉择以消除主要是自己面临的障碍，逐步学会并使用汉语作为交际工具，以到于最后代替了几乎所有东来穆斯林各族人自己的已经失去使用环境的语言文字，是自然而然的事。犹如一位航海者在登陆旅行时，弃舟而乘车或骑马，其道理就是如此简单、明白和合理。
然而，东来穆斯林各族人消除自己面临的语言障碍作出这一重大抉择，至少有这样几个特点不容忽视。
其一，作出这一抉择是从社会历史发展的宏观角度说的，有相应的时空内容。即从开始使用汉语汉文到最后代替原有母语，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大约经历了2—3代人，大体上是元朝中后期阶段，这是从回回人总体上说的。说到其中的一部分人，主要是唐、宋以来的蕃客及其后裔，他们中有不少人学习使用汉语言文字当更早些，并达到很高程度，有的甚至就在唐五代已考取进士或取得很高成就，如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大食人后裔李彦升中进士；五代李xún@①系波斯人后裔，善诗词，成为花间派代表之一，其弟李@②、妹李舜xián@③、皆有诗名。宋代西域回回马依泽以应召为王朝修订历法受封侯爵定居西安，后裔在北宋累朝仕宦，声势显赫，其七世孙马明燕于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殿试赐榜眼及第（即进士第三名），官至兵部尚书，马依泽家族至今已历千余年繁衍40代，遍及海内外，是为中国回族马姓第一世家。东南则有另一西域回回蒲氏家族则经商巨富有如佛莲，为官清廉有如蒲寿晟者；蒲氏以其财富称著东南，且在阿拉伯商人中享有无可争衡的声誉影响，长期执掌宋王朝最大贸易港口泉州市舶司（类似现代的海关）。元代除当时东来西域各族穆斯林在一段时间里持续操阿拉伯语、波斯语或突厥语等外，世居蕃客已基本全体使用汉语文，并普遍依中国传统取汉族式名或姓，如画坛大家高克恭、散曲名家马九皋、诗人丁鹤年之俦；即使仍延用阿拉伯式名字，却按汉族士大夫习尚多取字号，如一代词人萨都刺取字天锡，诗人哲马鲁丁取字师鲁，医学家萨德弥实取字谦实，这在元代甚较普遍；而他们的子孙辈则遵循古代“公孙之子得以王父字为氏”，指父祖名中一字为姓而延袭于后人，似亦成为惯例，如萨氏即指萨为姓，直到近现代；丁鹤年则取父职马录丁之丁为姓，代代传承；名臣赛典赤之后以其长子纳速剌丁之名，分别指纳、速（苏）、刺（喇）、丁为姓，如今皆成南北回族大姓。以赛典赤族系为代表，元代来到中国的西域回回人其所定居者，大致经历2—3代之后一般都取用了中国式人名，而无论世居蕃客还是后来西域回回人，他们先后普遍地采用中国式（即汉族式）姓名的趋势和事实，不言而喻，是总体通用汉语文的结果，或者说这是通用汉语文的标志。由此我们大体可以作出结论：元代是回回人在中国大发展的时期，同时也是回族这个人们共同体在中国正式形成的时期，换句话说，如果把回族先民“胡商”、“蕃客”在中国早期活动居留的唐代看作是回族人们共同体胎儿的孕育阶段，宋代是这一胎儿躁动于母腹的阶段，那么，元代是中国大地上一个具有特异文化遗传基因的崭新的人们共同体——回回民族这个麟儿一朝分娩的诞生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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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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