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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柠]沟口雄三:汉学家“手艺人”、越界者
  作者:刘柠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0-08-06 | 点击数:10796
 


    在2010年的“猛暑”中,日本知识界接连折损了两名重要成员:7月3日,著名文明学者、文化人类学家、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创始人兼馆长、京都大学名誉教授梅棹忠夫(TadaoUm esao)在大阪的家中悄然辞世,享年90岁;7月13日,著名汉学家、思想史学者、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沟口雄三(YuzoMizoguchi)因帕金森氏综合征于东京去世,享年77岁。前者作为文化保守主义者,文理双修,在日本被称为“知的巨人”,但在中国的影响却似乎有限;后者作为战后日本“知识左翼”的一员、汉学研究重镇,其知与行均对中国学界产生过越界的影响。

    “吾身有罪”

    沟口雄三1932年出生于名古屋,幼少年时代经历过战争,自觉对那场战争有“原罪”。儿时曾见过一张发黄的照片:一个中国农民跪在地上,双手被反绑于背后,眼睛被布蒙住;日本兵双手挥舞军刀,做斩首状;其他几名士兵在一旁围观。看过之后,便忘了,记忆被长久遮蔽。大约20年后,在东京大学中国研究会研习岩波书店出版的《日本资本主义讲座》系列,头一次接触到日军在中国和亚洲诸国的残虐暴行及各地抗日的实态,不知为什么,儿时的记忆突然复活,此后终身难忘,以至于他认为“记忆,与意识形态构成一个回路,才得以确立”。昔吉田松阴被勤王一方的僧人默霖劝诱“脱藩”,吉田思前想后无论如何无法从之,回信曰“吾身有罪”,权作答复。沟口对“吾身有罪”的表达有深深的共鸣。当然这未必意味着他认为自己身上有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责任,或持日本应对中国谢罪的学术立场。作为学者,他历来反对学术研究与政治动机的“短路”,但这个记忆无疑成了他自身存在的“原点”,也是他后来研究中国问题时对“主体”问题念兹在兹的原因。

    中学、高中时代,沟口是西洋文化狂热的追随者,全身心地拥抱德国古典哲学,法国的小说和电影,用他自己的话说,“所有的细胞都散发出西欧文化的气味”。而中国的古典、小说,是断难入法眼的。抱着毕业后当外交官的理想,沟口进了东大法学部。确定第二外语选修科目时,开始被“顺理成章”地分到德文班,后受热心的中文教师的劝诱,决定到中文班“尝鲜”。待去学部办公室办转班手续时,被告知:“预定进法学部的人,学中文会导致人生的失败,大概是出于一时幼稚才有的想法。先把名字予以保留,如过半年决心仍未变的话,可转修中文。”被如此警告,年轻气盛的沟口二话不说便进了中文班。

    虽说已然是战后,但教育的传统却来自战前。战前日本的外国语教育政策,高等教育是从英、法、德语三种之中任选其一,而中文则只是商业学校的科目。就是说,英、法、德语是基于对外国文化摄取层面的选项,而中文、西班牙文,则是商业道具而已。换句话说,现代中国文化根本未被当成是“外国文化”。当然,此所谓“中文”专指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自江户时代以来便以日文的汉文训读法研读、是正经的学问相比,现代汉语的学术性从未被日本知识社会所承认。战后,作为前交战敌国的中国又走上了与日本在意识形态上相背的道路,更加剧了传统的鸿沟。因此,沟口的选择,不无与明治以来日本近代教育传统的扭曲抗争的意味。战前,已经有竹内好等人开创了先河,沟口算是战后第一代汉学家。

    东大时代的沟口,开始关注新中国的“人民文学”,毕业论文写的是赵树理及其小说。从“细胞都散发出西欧文化的气味”的小资文青,到致力于普罗乡土文学“山药蛋派”的研究,这个转身不可谓不急,其主要动力当源自那个时代左翼知识人敏锐的问题意识。相反,对另一位早在五四运动时期即留学北大、被视为日本现代汉学宗师的仓石武四郎的北京回顾谈之类的授业,沟口则颇有微词,认为其问题意识缺失,“不知所云”。

    半道出家求学术

    东大时代,沟口一方面帮忙家业,一方面继续做着外交官梦,同时还有另外一种人生设计。战败后的日本,会成为像丹麦那样的去武装化的农牧小国。这样的话,亚洲外交和农牧立国将成为必须。沟口梦想有一天能经营自己的牧场。为此,甚至尝试饲养过60只英国种鸡。外交官和牧场主,在常人眼里两种南辕北辙的选项,在沟口看来,却有着内在的逻辑。不过,由于家业方面的影响,沟口没时间准备外交官资格考试,与外交官和牧场主两个理想都“撒哟娜拉”。结果,毕业后十年,一直专心于家业,做起了贸易。但事务层面的历练,却让这个未来的汉学家提前“预习”了关于中国社会的功课,也使他看到了意识形态表象背后的东西。

    纯商业的世界无法满足沟口的精神追求,他在工作之余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担任日中友好协会名古屋市的事务局长。五六十年代,中日两国尚未复交,两国关系是纯粹的民间通商的关系。可突然有一天,中国代表团莅临,沟口被招到代表团下榻的酒店训话,当即被质问道:“遵从不遵从毛泽东思想?对武装斗争赞成还是反对?”当沟口表示拒绝“站队”后,竟遭从中国展筹委会名单上除名的“处分”。“中国的干涉那可真是蛮横无理没商量。”从自身的遭遇出发,对中国的“文革”,沟口是持批判态度的。他后来回忆说:

    “若论当时我的身份,从中方看来,是日中友好协会在名古屋的大干部,‘文革’前就曾应邀访华,做过友好商社,实际也搞过对华贸易。这个时期名古屋的‘文革’追随者净是以中国为对象热心做生意的中小企业主。看到那种情况,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说是看一群为生活而出卖灵魂的人无表情的苦恼也好,看人强作欢颜也好。因此,我既不亲‘文革’,也不反‘文革’,而持某种与中国保持距离的立场。”

    这段从事“中日友好”实务工作的经历,不仅未能加深沟口对中国的兴趣,反而令他索然,“极端地说,对现实中国正发生着什么已不再关心”。与此同时,他进入名古屋大学大学院(即大学的研究生院),重新埋头学术。此时的沟口年逾“而立”,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早年的同学,有的已成副教授。尽管有一些社会经验,但以学术的标准来说,沟口无异于半道出家。好在他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至此,沟口对事功层面的“出世”已然断念,惟学术是求。真也奇了,作为十年企业生涯的“代价”,沟口此前患有胃病,而专注学术仅一个月后,竟奇迹般地痊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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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0-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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