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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筒车结构和汲水过程，宋诗给我们留下了一些信息，如
宋人李处权诗：“……一轮十筒挹且注，循环下上无时了……。”［9］
这种筒车上有十个挹水筒，不停地挹水。张孝祥诗中也说：“联绵十车辐，伊轧百舟橹。转此大法轮，救汝旱岁苦”。［10］这说明，十个挹水筒的筒车在宋代有一定的代表性。值得一提的是宋诗从驾设条件、动力优劣等方面把龙骨车与筒车进行了比较。如龙骨车，“村田高仰对底苽，咫尺溪流有等差，我欲浸灌均两涯，天公不遣雷鞭车，老龙下饮骨节瘦，引水上诉声呷呀，……”［11］该诗对龙骨车汲水情景有生动的描述，说明龙骨车灌溉只有在田高水底，有水位差、地形差的地方才能实现，依靠龙骨车车头浸入水中，龙骨车带动龙骨木链，引水上田。
如筒车，“取车当要津，膏润及远野，与天常干旋，如雨自濛泻，置心亦何有，在物偶相假，此理乃可言，安得圆机者”［12］该诗首先指出，筒车驾设一定要放在“要津”处，然后才能如雨自泻，膏润远野。何为“要津”，宋人赵蕃：“两岸多为激水轮，创由人力用如神，山田枯早湖田涝，惟此丰凶岁岁均。［13］筒车只有驾设在两岸有激水即水流湍急的地方，方能“用如神”。点明筒车的架设需要复杂的水文条件，比龙骨车难得多。
《土贵要予赋水轮》：“吴依踏车茧盈足，用力多而见功少。江南水轮不假人，智者创物真大巧。一轮十筒挹且注，循环下上无时了。四山开辟中沃壤，万顷秧齐绿云违。绿云看即变黄云，一岁丰穰百家饱。”［14］
筒车灌溉靠的是利用山区的水文条件，靠激流产生的水力推动，自灌自覆，流转无劳人力；踏车灌溉靠的是人力，伤劳损力，日久，脚上都磨出了老茧。相比之下，筒车灌溉体现出巨大的优越性。所以简车令宋人赞不绝口，最精彩的要数张孝祥的诗《湖湘以竹车激水，粳稻如云，书此能仁院壁》：
“象龙唤不应，竹龙起行雨。联绵十车辐，伊轧百舟橹。转此大法轮，救汝旱岁苦。横江锁巨石，溅瀑叠城鼓。神机日夜运，甘泽高下普。老农用不知，瞬息了干亩。抱孙带黄犊，但看翠浪舞。馀波及井臼，春玉饮酡乳。江吴夸七蹋，足茧腰背偻。此乐殊未知，吾归当教汝。”［15］
作者全面地介绍了筒车的形制、材料、灌溉过程和功效，高兴之余，想起家乡吴地还不知有如此机巧之物，还在使用“足茧腰背偻”的踏车，实在劳苦，因此说要把筒车技术带回家乡。该诗反映了筒车与踏车在运用上的地域差异，说明筒车是山地经济灌溉之产物，为山区乡民灌溉之利器，在湘桂丘陵山地一带十分盛行。所以王祯在其“筒车”条后加以引用。
此外，畜力的运用在宋诗中也有记载，《得雨复用闻水车韵》：“蜕骨木龙忧不雨，更唤两牛眠下土。水从地底飞上田，不减在天行雨苦。庭中忽见天雨花，白衣真人游郡衙。但愿为霖莫为潦，免使泥陷赢牛车。”［16］
我国风力龙骨车的最早记载始见于宋诗。南宋刘一止（1078—1161）《苕溪集》卷三载：“老龙下饮骨节瘦，引水上诉声呷呀．初疑蹙踏动地轴，风轮共转相钩加。……残年我亦冀一饱，谓此鼓吹胜闻蛙。”［17］这里，“风轮”当指风力龙骨车的风轮，可能风力小，需人力助之。从“残年”二字推断，风力龙骨车出现当是公元1150年前后的事。风力在《王祯农书》并未反映，这可能与它在宋元时期应用不广有关。
用诗来准确描述水车的形制、动力是很难的，但从宋代水车诗，我们依稀可知，宋时水车主要有翻车、筒车两类，动力主要有人力、畜力、水力三种。说明水车在宋代不仅形制、结构上已完全定型，而且自成体系，技术成熟。这些诗歌有的不仅直接被王祯所引用，而且其反映的内容与《王祯农书》上的叙述基本一致，所不同的是王祯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系统的、全面的梳理和总结，使人们对水车的结构有更详实的了解。
二
宋代水车诗艺术地再现了广大乡村农民车灌活动这一农事景观，从一个侧面充分反映了宋代农民生活状况和社会关系，是了解宋代农村社会的一个重要窗口。
宋代水车的普及是在宋代南方经济大发展背景下层开的。水利的兴修，特别是南方陂塘等小型水利工程的普及化，圩田、梯田等土地开垦利用的进一步拓展，水稻种植之积极推广与品种的改进，耕地面积的扩大等，这些为水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从宋诗中，可以看出水车已是农村常见之物，车灌是稻作经济一项重要的农事活动，村前村后，陂南陂北，到处都有水车风，都能听到水车的呕哑之声。“前村后村水车声，伊伊轧轧终夜鸣”［18］“荒村终日水车鸣，陂北陂南共一声”［19］
在我国南方，水车负有了灌溉（含抗旱）、排涝两大功能。对此，水车诗有充分地反映，如描写抗旱：
“七月不雨井水浑，孤城烈日风扬尘，楚天万里无纤云，旱气塞空日昼昏，土龙蜥蜴竟无神，田中水车声相闻，努力踏车莫厌勤，但忧水势伤禾根，道傍执动者何人，稻塍争水杀厥瞵，五湖七泽水不贫，正赖老龙一屈伸”［20］，七月，烈日炎炎，田野焦枯，扬尘四起，万物无神，唯有车戽之声，远近皆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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