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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后，即1920年冬，歌谣征集处改为歌谣研究会。先后参加歌谣研究会这个团体或流派的领袖人物，除了刘半农、沈尹默外，还有文学家周作人、胡适、常惠等，语言学家、音韵学家钱玄同、沈兼士、魏建功，史学家顾颉刚等。尽管参加进来的人员成分很杂，学术思想及其倾向也各不相同，但他们却都以周作人执笔的《歌谣》的发刊词为行动纲领。周作人宣布：汇集歌谣的目的共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因此我们希望投稿者不必自己先加甄别，尽量地录寄，因为在学术上是无所谓卑猥或粗鄙的。从这学术的资料之中，再由文艺批评的眼光加以选择，编成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意大利的卫太尔曾说‘根据在这些歌谣之上，根据在人民的真情感之上，一种新的民族的诗也许能产生出来。’所以这种工作不仅是在表彰现在隐藏着的光辉，还在引起当来的民族的诗的发展；这是第二个目的。”③此后，在第26期以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名义复俄国教授伊凤阁的信（1923年9月24日）中，再次重申并进一步阐述了研究歌谣的两种方法：“学术的研究当采用民俗学(Folklore)的方法，先就本国的范围加以考订后，再就亚洲各国的歌谣故事比较参证，找出他们的源泉与流派，次及较远的各国其文化思想与中国无甚关系者作为旁证；唯此事甚为繁重，恐非少数人所能胜任，须联合中外学者才能有成。本会事业目下虽只以歌谣为限，但因连带关系觉得民间的传说故事亦有汇集之必要，不久拟即开始工作。至于文艺的研究将来或只以本国为限，即选录代表的故事，一方面足以为民间文学之标本，一方面用以考见诗赋小说发达之迹④。”
以歌谣研究会及其《歌谣》周刊为中心的歌谣运动，持续到1925年5月11日北大文科研究国学门开会议决暑假后归并《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至于改刊的原因，《国学门周刊·缘起》写道：国学门原有一种《歌谣》周刊，发表关于歌谣的材料。去年风俗调查会成立，也就借它的余幅来记载一点消息。后来浸至一期之中，尽载风俗，歌谣反付缺如，顾此失彼，名与实乖。兼之国学门成立以来研究生之成绩，及各学会搜集得来整理就绪之材料，日积月累，亦复不少，也苦于没有机会发表。于是同仁遂有扩张《歌谣》周刊另行改组之举。这个新周刊是包括国学门之编辑室、歌谣研究会、刊创刊号上就提到和推荐了胡适的这篇文章。方言研究会、风俗调查会、考古学会、明清史料整理会所有的材料组合而成。其命意在于将这些材料编成一个略有系统的报告，以供学者之讨论，借以引起同人之兴趣及社会之注意。其组织虽于本校《国学季刊》不同，却是表里相需并行不悖的。以后尚望同志随时赐教。
十四年十月十日①
《歌谣》周刊出到第97号（同年6月28日）停刊，《歌谣》周刊原来的任务合并到了《国学门周刊》，征集和发表歌谣的园地被所内的方言研究会、风俗调查会、考古学会、明清史料整理会等所挤占，不仅排除了许许多多远在外地的搜集和研究歌谣已颇有成绩的会员，即使围绕在《歌谣》周围的那一彪人马，如常惠、董作宾等也陆续风流云散了。
歌谣运动派的解体，主要原因应是社会条件的变化。正如胡适在十年后为《歌谣》写的复刊词所说：“歌谣周刊停办，正当上海‘五卅’惨案震荡全国人心的时候。从此以后，北京教育界时时受了时局的震撼，研究所国学门的一班朋友不久也都散在各地了。歌谣的征集也停顿了，歌谣周刊一停就停了十多年。”②
到1935年，北大文科研究所决定恢复歌谣研究会，聘请周作人、魏建功、罗常培、顾颉刚、常惠、胡适诸位先生为歌谣委员会委员，但那时连会都开不起来。直到1936年3月，胡适才站出来重新收拾旧山河，恢复《歌谣》周刊，看起来所聘人员有些还是老搭档，但昔日的辉煌已经不再了。而且，胡适在复刊词里所宣布的新纲领，其基调与当年周作人的旗号相比已经出现了显著的改变。胡适写道：“我们现在做这种整理流传歌谣的事业，为的是要给中国新文学开辟一块新的园地。这园地里，地面上到处是玲珑圆润的小宝石，地底下还蕴藏着无穷尽的宝矿。聪明的园丁可以掘下去，越掘的深时，他的发现越多，他的报酬也越大。”周作人当年宣布两种目的，而且是把“学术的”——即民俗学的目的放在第一位，到此时，胡适放弃了“民俗学”的目的，只重申“文艺的”目的，即为“给中国新文学开辟一块新的园地”。
歌谣研究会派的历史贡献
以北京大学歌谣征集处和歌谣研究会为中心的歌谣运动，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思想启蒙运动中出现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有力的一翼。作为中国民间文艺学史上的第一个流派，以《北大日刊》、《歌谣》周刊以及《晨报》的副刊等报刊为理论阵地，一开始就高扬一向被以贵族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所鄙夷的平民口头文学的旗帜，在建立中国新文化、新文学的伟大运动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和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后《歌谣》周刊时代的一些团体的成员，对歌谣研究会和《歌谣》周刊这一主要以文学家组成的流派的成就持较多的否定态度，但这一流派的历史贡献不会因为它所固有的缺陷而被历史所埋没。歌谣研究会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下列方面：
（1）通过他们在舆论上的大声疾呼、思想理论上的搏斗和包括搜集研究阐释等富有成效的工作，从根本上改变了两千年来只有统治集团及其文人雅士们所创造的圣贤文化才算是中华文化的文化偏见与文化保守主义，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平民文学”亦即民众的口碑文学争得了应有的地位：流传在民众口头上、传布于百姓中的民间文学，理应是中华文化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最活跃、最富生气的一部分。歌谣学者们的搜集和研究活动，遇到了来自政治保守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以及习惯势力的重重阻挠和困难。用《歌谣》周刊编者常惠在《一年的回顾》里的话来说：他们是“委屈婉转于家庭反抗和社会讥评中间，去达到收获的目的”③。这一贡献是历史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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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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