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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青藏高原三江源与江河文明
青藏高原是黄河、长江和澜沧江三江之源，是中华文明的源头。黄河、长江、澜沧江之水塑造了其流域多民族的民族精神，造就了各个民族的意象与哲学思想、理性与道德修养、文化与心理积淀。因此，水文化遗产贯穿着中华民族的思想体系和文化传统；生活在江河流域的民族以水为中心的生产方式、山水信仰，成为江河文明的独特表述。从三江源头到各江河流域，中华民族在对水的崇拜中，好像已经将自己融入这一自然物中，把自我及其特征性的跃动的心灵置入其中。因此，在神话、史诗、歌舞中，大多有体现他们对山川、江河、湖泊、海洋等自然景观的抒情式的吟咏、赞美与描摹，而人在这些景物中化作了神灵。
在人类文明诞生的早期，人们开始探讨世界上各种事物的组成或者分类，水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古代西方、佛教、中国古代的五行学说中，水曾用来代表液体，以及具有流动、润湿、阴柔性质的事物。
在人类的童年时期，人类因对水兼有养育与毁灭能力、不可捉摸的性情，产生了对水的敬畏和崇拜。人类通过赋予水以神的灵性，祈祷水给人类带来安宁、丰收和幸福。
正如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在《水与梦》中所说：水，是所有民族、所有时代、所有场合崇拜，奉若神明和圣化的水。如果说埃及人崇拜尼罗河、亚述人和迦勒底人崇拜江河、腓尼基人崇拜阿多尼斯河源头的话，希腊人则虚构了阿耳忒弥斯源头的女神，佛教则把恒河作为印度的圣河，青藏高原藏民族则把水视为圣水加以膜拜，黄河流域的民族将其视为母亲河。人们在漫漫岁月中使这神奇而有生命的水负载了与创世和再生的各种神话相关的众多形象。
中国人对于自然山水的信仰，自古有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龙王形象，就是对水的神格化。凡有水域水源处皆有龙王，龙王庙、堂遍及全国各地。祭龙王祈雨是中国传统的信仰习俗。在青藏高原藏民族祭祀青海湖、六月会祭祀的勒什则(龙鼓舞)，实则是对龙王的敬畏与崇拜，是水信仰的一种表述。
中国人对水的信仰，需要我们去做一番辛苦的田野调查才能梳理得清楚。从江河文明这个论述主题来看，其核心在于自然中的水通过流动、聚集而成的江河、湖泊，乃至于海洋，而人作为一个活的有机体，它同样需要依赖于这些自然中存在的水而存活，并因此才可以延续自身生命乃至进行文化的延续。自然中的水不仅构成了人的有机体生命，人类的文明也因水得以发展。因此，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他们的文明发展就是跟江河之水紧密相关的。
在年鉴史学家布罗代尔看来，古代世界，在其历史发展的早期，因东西方知识背景不同、区域不同，“形成了不同区域的‘大河文明’，诸如‘黄河流域的中国文明，印度河沿岸的前印度文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沿岸的苏美尔、巴比伦和亚述文明，尼罗河沿岸的埃及文明’”因而，作为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它的文明显然更应该是与黄河、长江及其诸多分支水系的存在都有一些相互的关联。
黄河、长江及其诸多分支水系无不与青藏高原这种特殊的地理地缘结构相关联，而且使得许多古老的文化特质得以传承，这一区域内的许多文化事象都呈现出原始的未经雕琢的自然乡土风味和原始宗教气息。笔者曾在做“格萨尔口头叙事表演的民族志研究”时发现，格萨尔创世和再生的神话，与江河、湖水或流域相关联，在格萨尔神话传说中，就有山水赞词。在这块美丽而神奇的土地上，人对于自然之水所寄予的情感在文化表达上，与人的社会生活之间有某种直接的联系，呈现了在青藏高原生活的族群对于水的崇拜，形成了古代藏民族文明。青藏高原藏民族的知识论取向直接投向自然存在的江河湖泊，因此，青藏高原江河源头族群对于水崇拜可以说是以人为中心的一门学问，乃至于成就了黄河、长江流域多民族江河文明的表述。
以上的考察，“对于理解今天世界的人类学知识的构成是极有意义的，因为我们可以由此而注意到，一种认识论上的转向也开始在发生，即从人对自然、对外在于它的神的世界的依附和敬畏，一下子转变为对这些外部存在物的认识把握以及超越，这里有一种由里向外的翻转。由此而有了一套以人为中心的知识生产、生活方式，在此意义上，所有现代意义上的人文学科，都无法脱离这种人类中心论思维方式的约束和限定”。
在此人类学认识论的基础上，再加上近代以来对人文主义的启蒙关怀，一切外部的山川、河流以及湖泊、森林、海洋之类，所有这些自然的存在，都一下子被转译成了支撑人去生活的某种生态学加经济学意义上的自然资源，它们似乎天然地就是为人而服务的，并自然地存在在那里的，跟人之间没有什么根本的联系，而人在这个世界上的作为，其最高的理想就是对这些自然物的征服，并开发出来了一门对自然进行管理的学问，即“自然资源管理”。由此，一种人类学的描述就成了一方面是要像科学家那样地去做细致观察，并将自然发生的各类现象加以细致的描记和分类；另一方面却又把审视的眼光直接聚焦在了人的活动之上，由此而衍生出各种分支性的对人的生活的某一方面的科学描述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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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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