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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宗福]族群历史记忆与多元文化互动
——河湟汉人“南京珠玑巷移民”传说解读
  作者:赵宗福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8-06-21 | 点击数:1839
 

  与此同时,大量调拨内地农户到河湟落户垦田,因此大量汉人入居青海。他们中的大部分家族传承几百年而逐渐淡忘其祖籍,因此他们都基本认同祖源为南京珠玑巷的历史记忆。其实根据考察,明清时入居青海汉人的祖籍,主要有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甘肃、湖北等地,其中屯边者多来自江浙皖鄂等地[9]。

  到清代时,一些来自山陕等地的经商者定居青海,成为青海人。1949年后,汉民族再一次从四面八方大量迁入。汉民族的大量迁入,大大改变了原有的民族成分,对农业、手工业、畜牧业以及现代工业、教育文化的开发起过重要作用,在文化上也对河湟其他民族产生过重要影响。

  从以上历史进程可以看出,河湟汉人在历史上虽然出现得很早,但现在河湟汉人的祖先最早也只能追溯到明代初年,这就是河湟汉人祖源为南京珠玑巷的历史依据。

  但是进一步考察文献就会发现,明确记述河湟汉人移民于南京珠玑巷的地方文献最早也不超过清代中期。我们曾遍查《明史》《明史稿》《明实录》以及部分明人笔记著述,均没有发现有关南京珠玑巷居民因元宵节玩社火获罪被发配到河湟的蛛丝马迹。清代早期文献中也没有发现此类记述,即使乾隆时期杨应琚的《西宁府新志》也没有任何记载。该志书被学界一致推崇为佳作名志,是有关青海地方志中资料最详实、史实最可信的一部。在那个时代如有这类资料,博学广识的杨应琚必会提及。根据文献梳理,比较早地明确提及此事的是清代中叶之后的个别地方墓碑文和文人笔记,如民和县峡门乡石家庄碑文《石氏源流》有“石氏祖籍南京主司巷人,洪武年间来西宁……”等语。

  至于元宵灯映射马皇后的故事,据我所见,初见于明人徐祯卿的《剪胜野闻》:

  太祖尝于上元夜观灯,京师人好为隐语,画于灯,使人相猜,画一妇怀瓜,深触忌犯。帝就视,因喻其旨,甚衔之。明日,令军士大戮居民,空其室。盖太后祖贯淮西,故云[10]。

  徐氏生活在明代弘治、正德年间,早年屡试不第,中进士后因为貌丑未得重用,33岁便辞世了。该书主要以明初轶事为内容,对朱元璋颇多诋毁,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书中所纪,亦往往不经”。现在尚不知徐氏的这段野史有何依据,也许当时就已经有这样的传说,但是一没有说明朱元璋观灯就是在珠玑巷,二没有说明因此而把这些居民贬到了甘肃青海一带。

  近人柴萼的《梵天庐丛录》“明太祖轶事九十二则”中也有京城人因上元张灯影射马后事,被明太祖杀戮、充军的故事:

  上元夜,都城张灯,太祖微行,至聚宝门外。时民间好以隐语相猜为戏。见一家灯上,画一大足妇人,怀西瓜而坐,众哗然笑。太祖喻其指谓“淮西妇人好大脚”也,甚衔之。明日,乃剿除一家九族三百余名口,邻里俱发遣充军。盖马后祖贯淮西也[11]。

  这条野史比《剪胜野闻》丰富多了,重点是明确了诛杀的具体人数,并说“邻里俱发遣充军”,可也没有指出充军到哪里去了。

  有学者认为此书作者柴萼所引资料系亲自抄录于日本神户图书馆所藏明代秘史百余种之抄本,是比较可靠的历史材料,但尚无具体的文献可以证实。近人编注的《广注纲鉴总论》也有这样的记述:“帝以元宵灯谜画一妇女,手怀西瓜乘马。而马后脚甚大。上曰:‘彼以皇后为戏谑’,盖言淮西妇马后脚大也,乃大杀京民之不安本分者。”(《广注纲鉴总论·明朝篇·杀京民条》注)仍没有说明发配西北。

  而自民国以下,河湟汉人祖源为南京珠玑巷之说逐渐大量见诸书面资料,在新编方志和地方人士的著述中可谓比比皆是,但这与明初历史相距更为遥远了。

  地方文化界对这一传说的解读众说纷纭,主要有:1.珠玑巷是明代的一个官方移民机构;2.珠玑巷是明初移民集散的驿站;3.珠玑巷是一个文化符号;4.从珠玑巷发配边疆是可信的历史[12]。其中第四种说法最为流行,也为很多地方文化精英所接受。2005年4月11—21日,《西海都市报》以“寻访娘家”为专栏,专版讨论青海汉人的祖源问题,两名记者还专程到南京市寻访传说中的故地,众多专家学者参与讨论。据说报社每天都要接到上百个电话,西宁、平安、湟中、大通、民和、乐都、湟源等县市的读者,普遍呼吁青海人(即河湟汉族)在南京市城市改造中争取保留下自己祖源的记忆标识。一时还引起了很多青海汉人的寻根热议,其结果当然是不了了之了。

  根据以上事实可以这样说,河湟汉人祖源为明初南京珠玑巷的传说没有真正的历史文献依据。即使在清代后期的个别地方文献中有点滴记载,也已与明初相距四百年左右,其间是靠什么传承下来的?因此从传统历史学的角度看,该传说仅仅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传说而已,也被一些正统的历史学者看成是没有文化的老百姓中间没有任何价值的以讹传讹。

  但是,没有历史文献依据而广泛流行于河湟地区上百万人口中间的一个族群祖源传说难道仅仅是一个简单的“集体大误传”?就没有一点文化意义?如果没有一点历史依据和文化价值,怎么又会被河湟地区这么多的人群持久而坚信地讲述着?

三、历史与现实、精英与草根的互动:南京珠玑巷传说的由来

  任何一个流传很广的民间传说都不可能完全是空穴来风,河湟汉人祖源为南京珠玑巷的传说也是如此。根据明清两代河湟汉人发展和周边民族关系的大势,这个传说出现的时间应该在明代中后期的万历年间。

  正如前文所述,现在的河湟汉人最早在明朝初年主要以军屯和民屯形式迁居此地,后来又有戍边者、经商者、逃荒者等不断加入,经百年繁衍生息,明代后期时逐渐形成了河湟儒释道文化圈。根据《西宁府新志》卷十六《田赋·户口》记载,明初洪武年间,西宁卫汉人仅军户人口有一万五千八百多,万历年间时军民户人口将近三万九千,而到清乾隆年间,汉人多达七万多人[13],可见发展之速度。

  而洪武到万历这百年多时间,又正是河湟多民族格局初步形成的时代。此后,河湟各民族一直和睦相处。宋末元代,蒙古族随蒙元大军进入河湟,撒拉族从中亚撒马尔罕迁居于此,回回随蒙古西域亲军来到河湟,定居于此并形成回族,世居此地的西番(吐蕃)人、土(土族)人等逐渐形成自己的民族或族群,汉民族随着官方移民实边的政策大规模进入河湟谷地。六个民族在此碰撞与交融,逐渐形成了多元共处、和睦而居的局面。尤其是在国家话语和汉文化的影响下,这里的少数民族逐渐向汉文化靠拢,甚至成为效力于朝廷的有生力量。如土族东西李土司、蒙古族东西祁土司等几个土司家族逐渐汉化,并出现了一批效命明清疆场的将军和较为有名的进士文人,如东李土司李英以战功赐封会宁伯,西李土司李文以功赐封高阳伯,东祁土司祁秉忠战死辽东而被乾隆皇帝追赐谥号“烈愍”,即使平民出身的土族将领本进忠也以累累战功被乾隆皇帝赐谥号“勤毅”。西宁回族在清代康乾时期就涌现了一批进入正史的高级将领如马进良、高天喜、马彪、马龙等,颇受朝廷倚重。藏族、撒拉族首领则以土司、千户等身份管理民众。汉族自不待说,文化兴盛一时,出现了张问仁、李愈棠、张思宪等文人雅士和柴国柱、张尔奇、王承恩等朝廷高级将领[14]。各民族来往密切,甚至通婚现象比较普遍。所以整体来看,明清时期河湟地区多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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