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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洁]作为“枢纽”的庙宇:1920至1940年代村落场景中的“现代”与“国家”
  作者:沈洁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8-06-12 | 点击数:860
 

  (二)平郊村小学的设立

  1920年,村民原本集议重修西配殿禅堂,可延年寺的管理人于维屏、于维翰兄弟和霍敏学受外间庙产兴学运动的影响,倡议改建教室以为兴学之用。于是经这三位村首竭力斡旋和多方募款,平郊村小学终于在这一年建立起来。菩萨殿西檐上悬一匾,题有小学的建设经过:

  德胜门外平郊村延年寺建筑禅堂重修殿宇榖旦。兹者,本村尚有西禅堂三间,年久失修,早年坍塌,材料已无,近因各处兴办学校,敝村首事为提倡教育人才起见,有志立学,苦无房舍,非建筑禅堂,不能符用,而工程浩大,竭力难成。故发起人提倡募化,幸蒙四方诸大善士热心辅助,俾得工成完竣,所有建筑款项,除募化外,尚且不足,均归发起人担任,谨将助款诸君芳名列左……提倡发起人于维翰、于维屏、霍敏学,襄助募款经理账目杨则锦,襄助服劳买办材料全棻谨启。中华民国九年夏历庚申五月敬立。1

  二于一霍各捐助三十三元三角一分一厘,二于又捐助桌椅八十副,霍敏学捐助书籍,将西禅堂翻修成教室三间,成立了简易小学校。这是平郊村新教育的开始。学校日常经费由于家担负,招学生七十余名,皆免费。2小学校的建立,相当顺利,其间从未发生乡民闹学,不满情绪亦鲜见。这一方面当然与于氏家族的努力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因为学校的建立几乎没有侵犯到村民的崇祀空间。办学的于氏家族同时也是庙宇经营者,他们一方面响应政府“庙产兴学”号召,开展现代建设,另一方面也在尽力经营着村落中这一公共的宗教场地。现代化建制与信仰空间安然共存,一起构成了平郊村村民习以为常的生活处所和制度结构。

  村里的孩子来上学,这里不仅是一个教育的空间,由于延年寺的特殊性,还成为举行各类仪式的处所。菩萨殿中,设有孔夫子神位,从前私塾学生,每逢孔子诞辰及放假开塾,都要全体前往参拜,简易小学成立后,此俗未免。每年孔子诞辰日,简易小学的校长总会带领全体学生去菩萨殿中的孔夫子神位前行礼致敬。3我们知道,整个民国时段,私塾占据寺庙也是习见的。与现代建制的学堂不同,这些占用宗教空间的私塾体现出了更多的仪式特征。在平郊村附近各村中,凡是在庙宇中设立的私塾,每逢初一、十五及年节诸日,塾师都要率领学生在神佛前焚香崇拜,由学生分摊香钱。4应当注意到,这是后“五四”、反传统、反迷信的时代情境,而延年寺中“现代”、儒、民间杂神和谐共存,更进一步表明,民间信仰空间所具有的巨大的延续力和包容性。在延年寺,小学的师生尽管只是对孔夫子行崇祀大礼,但仍然可以从中看到宗教、仪式的延展影响。

  (三)合作社的设立

  天王殿为平郊村合作社和互助社社址,1938年由简易小学学生及校长于念昭合股建成。e设立合作社最初是为了方便简易小学师生购买笔墨纸砚等用品,也为了培育学生的商业知识与经济意识,但在开办后不久,小学经费不足,需要扩充合作社以维持,于念昭独出资数百元,自此,这里也逐渐成为平郊村村民购买日常用品的场所。合作社在天王殿中,属于半租半用的性质,每年捐助15元作为维护费,因为每年春季延年寺都要进行一次较大的修补工程。

  关于合作社占用延年寺的庙宇,村民意见不一。有的人以为延年寺从前的发展兴旺,都是于氏家族的老人努力倡导,修缮庙宇也多由于家经手承办。现在于念昭用天王殿开办合作社,他们也没有理由干涉;另有一部分人则认为,合作社用天王殿,村人不加干涉只是碍于情面,虽然于家以往曾为延年寺花费不少,但这毕竟不是于家的家庙,助多助少都有同等说话的权利,颇有不甘心于念昭独用延年寺之意。显然,于氏家族在村中的威望占了上风。虽然有所异议,但多数村民仍予以支持,合作社在延年寺顺利办理。1合作社的进入,使得延年寺进一步拓展了经济中心的功能。而围绕此事所引发的异议,则是乡村中日常的权、益之争,与信仰、理性、科学等等现代观念几无关联。

  合作社与神佛之间,却以种种方式保持联络。每月初一、十五两天,都会由主持社务的于兆生、于宝琳(分别是于念昭之侄及侄女)在天王殿中供奉的弥勒佛前烧香崇拜,表致谢神佛之意。另外,合作社中还代售香烛纸钱,村民平时来寺中烧香,大多在这里购买祭祀用品。

  合作社一事,与小学的设立一样显示出,当村庄领袖考虑将庙宇移作他用时,十分注重乡民对此的接受尺度,往往将保留信仰空间作为征用的前提。祀神与祈祷,关联到一个村庄中方方面面的公共事务,不仅有信仰的、心理的、文化的内容,还有各种与日常生活相关的利益问题。于氏每月焚香崇拜,便主要是向村人展示,虽占用庙殿为商,但一向尊崇神佛,因此“村人对之无亵渎神异议也”。2村庄中的日常制度建构与村民的历史及其生活习惯之间保持着微妙的平衡,这种平衡一旦被打破必将引发不满情绪,甚至是反抗行为。因此,村庄领袖在行使权力及种种利益铺展时,总是小心翼翼地维持这个平衡。

  延年寺沿革的历史让我们看到,正是这一“保留”,使村庄领袖占用庙宇获得了村民的谅解。乡人接受庙宇空间的功能性扩展,首先是因为这一扩展不会损害信仰与习惯,却又为生活提供了其他方面的帮助。此外,合作社中售卖香烛纸钱,同样表征了乡村社会中牢固的信仰体系对于外来力量的融化能力。在这里,我们更多看到了生活惯习、信仰惯习之于改造力量的反向影响,变迁是在悉心维护惯习的前提下得以实现的。

  (四)药王殿中的救急药箱

  1940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在药王殿中设立了一个救急药箱,由社会学系委托于念昭主理,每月添设5元钱药品,其中大多为医治普通病症的。这个救急药箱的设立,目的即在于服务本村村民,凡村民患病者,都可以到那里求药,不收分文。平时来求药的村民很多,平均每天都会有十人左右。3附近各村也常有人来延年寺烧香拜神,间或也有人来救急药箱求药的。救急药箱设立以后,固然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村民崇祀药王菩萨、眼光娘娘的习俗,但总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人们对这方面神灵的信仰:以前村民中有患眼疾的,多去延年寺东殿的眼光娘娘前烧香许愿,但是自从药王殿中设立救急药箱以来,村民大多去那里诊治上药,而不再去眼光娘娘处了。

  据《平郊村庙宇宗教》作者陈永龄的观察,在平郊村中,人们对于神佛的崇拜态度可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是完全信靠神佛者,第二是半信靠神佛半信靠人力者,第三是完全信靠人力。只以医病一事来说,第一类村民的家中如有患病者,无论情势多严重,亦不肯请医生诊治,只是烧香许愿以替代治疗,这是完全听天由命。第二类人则是双管齐下,一方面延医诊治,一方面烧香许愿,这是尽人事听天命。再有一类人则是有病延医,不作任何烧香许愿之事,此乃完全尽人力……这三类人中,以第二类人最多。由此可见村民一方面接受了近代科学思想的影响,而另一方面却仍然保守其旧有的传统思想信仰。4

  功能主义构成观察中国民间信仰的一种有效视角:正在于部分解决了乡民实际生活中的困难,才能从本根处瓦解信奉神灵的需要;式微变成一个顺势而下的结果,而不是说服型的、强制性的改造力量去完成。 

  从延年寺盛衰变迁的历史看,外来的制度结构以及村庄内部权力结构的变迁对村民生活确有重要影响:延年寺的种种变化,大都与现代制度对乡村社会的植入有关,亦即,“现代”之于“传统”及乡村的进入,必定产生影响,在反对迷信的声浪中,各式各样现代化建制对信仰空间的征用无疑是明证;但村落信仰空间的变迁轨迹又在在显示,这些征用并没有销毁传统的信仰世界,更多是造就了这一空间的功能性扩散。

  从现存的史料看,国民政府自1928年展开的那场声势浩大的破除迷信运动对平郊村没有太多波及,村民照旧崇祀佛道神灵、五花八门的“怪力乱神”,十分关心延年寺的存在,每年庙殿修缮也继续进行,村民对此十分热心。延年寺的宗教功能之继续存在,是因为庙神在村民的心目中依然超过家中日常供奉的小神,具备某种更为强大的能力。他们在生活中遇到难以解决的困难和需求,多数还是要诉诸神灵崇拜,有时候还成为一种地方性的公共活动。“庙宇宗教是补家庭宗教之不足”,1延年寺的宗教活动,在平郊村村民中是长久存在的,未以任何外在力量的介入而改变。正如陈永龄所说,尽管延年寺已经有了各种其他的功能,

  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延年寺之存在大部分还是因为它仍具有宗教的功能,虽然它的功能的应用只是在一年中几个极短的时期,然而它是村中唯一的庙宇,生活中所不能少的,同时是具有永久性的。2

  “现代”的进入,从许多方面丰富了乡村生活,也为村民的日常带来更多帮助和服务。可是,并不意味着这些“实际的好处”可以替代信仰世界。在大多数村民看来,送孩子去小学接受新式教育,去合作社购买日用品,或者只是在延年寺中与邻居闲谈,这些都日渐成为习以为常的生活;而同样的,供奉庙里的菩萨也是必不可少的日常生活。

  变迁中的绵延,是我们讲述现代过程常常使用的一种概括。然而,当深入到这些乡村庙宇的故事中间,会发现,“绵延”一词实际上还是略微单薄。信仰体系,以及诸多神圣、神秘力量的存在更像是生长在村民血液中的东西。存于无形,却又时时处处可以感觉到它的存在。这就是反迷信情境中的乡村庙宇宗教,现代主义者可以论述、批判它,部分地改造它,但它依然拥有强固的生存能力,变动仍多依据内在逻辑。发生在平郊村的真武帝、天仙娘娘、长和尚等种种“菩萨显灵”故事,3“绵延”不似一种被动的延续,而与不断发生的生活故事紧密相连;很多神灵传说已经化为日常习俗,神灵不单是口耳相传的传说,并活生生地在场于当代生活。鬼神、祖先与人世共存,“传统”便不是一个久远的东西,“传统”与“当代”且无法确切判分,这样一种混杂交错的、流动的变迁情景,是民间信仰所呈现出来的,历史由远及近更真实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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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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