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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刁统菊]女性民俗学者、田野作业与社会性别制度
——基于对22位民俗学者的访谈和个人的田野经验
  作者:刁统菊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8-05-13 | 点击数:2577
 

二、女性学者在田野作业中的劣势

  许多时候,女性研究者是单独进入田野,由于她们的性别身分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和当地社区关于性别的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往往会比男性研究者遭遇更多质疑和阻碍。

  (一)社会性别制度对女性的压力

  我访谈的大部分女性研究者都认为,女性尽管更容易走近访谈对象,但永远不能真正进入男性的世界。社会文化内部总是存在一些话题,是拒绝或禁止女性研究者接近的。这主要是因为社区内部可能存在的性别观念对女性学者身为女性的排斥和阻碍,女性学者这时就深陷田野伦理的两难境地,尊重当地习俗就无法目睹现场,倘若强行参与,对习俗又有粗暴干涉的嫌疑,且影响调查的顺利推进。

  在聊到一些话题,比如乡村政治或者当地家族等一些较为“严肃的”话题时,女性研究者的介入在当地人看来就“不合时宜”,访谈对象或是不想跟你深入探讨,或是忽略你的问题,甚至存在。诸如此类的事例举不胜举。尽管时代发生了很大的变迁,但由于残存的传统习俗,有些禁忌仍然会出于各种各样的理由禁止女性介入,比如认为女性出现在仪式现场可能会带来不祥,因此就不欢迎女性研究者。一位女性学者几年前曾独自一人在某地参加清明祭祀,现场一二百人只有她一个女性,不止她内心感到恐惧,其他人也用异样的眼神看她,对其访谈更是爱理不理。对于家族问题,有些访谈对象认为这不是女人应该接触的,因为这个问题与女性无关,所以有些时候女性研究者很难看到家谱,对家族祭祖活动进行直接参与观察的也不多见。这位女性学者总体感受是,越是传统的祭祀活动,对女性的开放度越低,反而是近年来大型的祭祀活动,几乎不排斥女性。社会营造出来的话语体系,主要是围绕着男性来的,因此在很多领域中,女性都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反观男性,尽管他们也是社会性别制度的钳制对象,但是并没有出现“男性主义”。

  此外,受访学者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有人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女性做调查有时候很不方便”。所谓的不方便,更多时候是指调查内容对女性来说有些禁忌。比如民间故事的调查,当有女性研究者在场的时候,每逢涉及到脏话或者荤故事,男性讲述人只能略略提到,停顿一下,哈哈一笑,女性研究者也只能笑一笑作为回应,不仅是因为不好意思,女性研究者也无法体会男性角色的感受。这就如同男性学者遇到女性访谈对象讲述姑嫂关系一样,总是会有隔靴搔痒、体会不深的感觉。

  在对一些以男性角色为主要参与人的民俗仪式进行考察的时候,女性的身分更容易受到一定的限制。譬如土家族的撒叶儿嗬或跳丧仪式的调查。关于跳丧,以前流传着“女人跳丧,家破人亡”的说法,所以在跳丧的场合上几乎全是男性,仪式的后半夜人们也常唱一些“荤歌”(与性有关)、舞蹈也有模仿性交的动作。当女性研究者对跳丧仪式进行观察的时候,当地年长的妇女就感到很不理解。

  从性别的角度来说,女性视角所关注的话题偏重于具体、琐碎的日常生活,而男性视角侧重更加宏大的话题,相对来说女性学者较难驾驭后者。事实上,也有女性学者如王均霞在接受我的访谈时承认自己也是深受传统社会性别制度影响的人,因此在面对一些话题时是主动避开,会“自觉不自觉地去逃避或避免做男性受访者的访谈”。尽管王均霞本人也认识到这是一个研究的缺陷,但如何弥补这一缺陷还是需要认真思考和对待的一个问题,因为当女性研究者用女性视角去观察男性为主体的民俗事象时,更容易发现男性研究者身处其中而熟视无睹的一面。对此,是想办法迂回深入、力图接近异性访谈对象?还是和男性同行一起访谈男性访谈对象?抑或保持现有的方式?

  我们身处其中的社会性别制度也让女性特别注意把握和男性交往的尺度,阻止她们与男性访谈对象有深入的思想和情感交流。我在调查时,有一次和一个老大爷一起走路,一个女学生从背后看着我们。后来她告诉我,“刁老师,我怎么觉得你和那个大爷一起走路,感觉不搭呢。像张老师(一位男性学者)和他走在一起,就觉得很协调。”其实这恰恰也是我当时的感觉。我在与男性访谈对象聊天时,会不由自主感到紧张。对此,王均霞也有类似感受,她和我一样,或许是同为山东女性,内心有深刻的男女有别的观念,在与男性访谈对象交谈时感到不太自然,相关话题很难非常流畅地展开。而我们和女性访谈对象在一起,不管什么年龄段的,很快就能打成一片,至少性别身分能够迅速地建立起一个良好的气氛。

  此外,我还注意到,不管是男性学者还是女性学者,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在有些地方,女性研究者更容易被当地人评判,无论是衣着服饰还是行为举止,很有可能因不注意不留心招致非议和误解。张青仁在接受我的访谈时指出,女性本来就难以深入男性圈,如果深入男性圈,又会遭受田野中其他女性的质疑,会被认为你不检点,由此也会引起女性访谈对象的拒绝和非议。

  董秀团在调查中发现,在一些社会文化较封闭的地方,女性研究者出来调查就已经属于抛头露面了,还要因工作需要与男性访谈对象多次深入接触,这非常有可能引来流言蜚语。另外一位女性研究者告诉我:“由于研究的需要,我们经常需要去一些三教九流聚集的地方,或者是一些非常偏远的地区,而有的时候为了调查更为真实,真正了解当地的文化,我们不跟当地政府打招呼就直接进入田野现场。即使是最偏远的村庄,由于当地一些外出打工者以及返乡的农民工在外遭遇的不平等的见闻和待遇,当地民众对外来者,尤其是看上去面慈心善的外来女性具有强烈的警惕心理。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很难就某一个问题展开深入访谈,或根本就不会跟你聊天。而且,由于没有当地政府的介绍,他们很多时候会把我们当成‘闯入者’,一些长得比较漂亮的女生可能会遭受一些性别方面的骚扰,给女性研究者的精神带来一些伤害。还有一些女性研究者由于跟一些已婚男士,或者一些当地民众眼中的‘钻石王老五’多聊几句,会被人误当成‘小三’,引起村庄里的其他单身女性或者已婚女士的不满,从而导致研究难以开展。”

  相比引人注目的情形,女性研究者也常常遭到忽视。正常情况下不太容易产生这种感受,但是当一名女性研究者和男性同行一起去调查的时候,这时候差异就比较明显。不管男性学者还是女性学者,在接受访谈时都有人跟我提出,不同性别的研究者受到的重视程度不同。访谈对象从传统性别观念出发,认为男性是干大事儿的,是说了算的,而女性只知道家长里短和洗衣做饭喂孩子,不值得尊重和信任,就算你是教授也不行。因此女性研究者和男性访谈对象之间,想做深入交谈是非常困难的。譬如郭凌燕2016年夏天去一个村庄做调查,当地人对她说的最多的话就是:才那么年轻就是大学老师了,而且还是个女娃。甚至在当地待了十几天之后,人们还是会发出这样的感慨。有时候为了求证一个问题,她需要反复追问,付出比其男同事更多的努力。也正因此,有的女性研究者在调查时就会被视为服务的角色。在调查团队中,大家会习惯性地指挥女性队员去做倒水、整理东西等服务性工作;当男女研究者都在场的情况下,女性研究者在对男性访谈对象进行访谈时,有时候得到敷衍性的答案,有时甚至直接被忽视,好像压根不存在一样,访谈对象会将自己的眼神投向男性研究者。

  当然有的时候这种蔑视也带来了意料不到的好处。一位女研究生跟着师兄一起去做调查,女研究生看起来“傻白甜”,第一次去田野就受到村民的热情接待,而其师兄被认为是“政府工作人员”,受到冷遇。一方面,人们通常认为男性更可能是“政府工作人员”,是“领导”,在干群关系不顺畅的情形下,男性研究者就不容易被接纳,而女性即使是“政府工作人员”,也不会是关键角色;另一方面,这也反映了女性所拥有的柔性处理一些问题的方式方法。通常情况下,访谈对象对外来研究者会非常热情,在研究初期有时报以一顿丰盛的酒宴,男性研究者很容易被人“灌醉”,你不喝酒简直不好意思说自己是“男人”。一名女性学者说,在同样的场合,她可以用“我不会喝酒”“我喝酒过敏”等理由拒绝,并不会被人们瞧不起,自己也不会感到有什么不好意思。甚至在对一些敏感问题的访谈上,可以使用撒娇、卖萌、装无知等技巧,偶尔犯错也更容易被原谅,不会引起正式的争端和矛盾。

  社会性别制度针对女性研究者的这些拒绝、质疑、阻碍、蔑视或歧视等等各种态度,恰恰也是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男性强权社会对女性的禁锢到底有多么强大?很多在乡村做过调查的学者都有这样一个认识,人们崇拜文字、知识乃至拥有知识的人,那么作为同样拥有知识的女性研究者,在田野中所遭遇的一切基于社会性别制度出发的对待,都会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男权社会给女性的压力和禁制。

  (二)女性学者的身体弱势

  几乎所有受访的学者都指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女性更容易遭受到性骚扰和人身攻击。有三位女性学者给我讲述她们的经历,虽然最后有惊无险,但是独自一人到陌生的地方甚至偏远之处寻找研究对象的时候,心怀恐惧,战战兢兢,那种体验让她们终生难忘,就算我这个作为听众或者读者的人也感到后怕,最后也只能说她们平平安安地完成调查真是运气好。我在刚开始独自一人做调查的时候,导师叶涛特意嘱咐我带一个大号的手电筒,晚上既可照明,又可当防身武器,事实上我还准备了一根一米多长的铁棍,夜间时刻抓在手里。直到住宿条件改善,安全感才大大提高。我的女研究生外出调查,因为下午没有及时按照约定时间给房东回电话,又将手机放在书包里听不到来电铃声,导致我和房东差点请村书记发动全村人去寻找她们。另一位女性学者接受我的访谈时说:“在某个城中村做调查的时候,有一次在里边的巷道里拿着相机拍照,突然前边就出来一个穿的破破烂烂的中年男人。看着向我跑来,我赶紧飞奔而去……出来之后被人告知那是一个神经病,经常在这条巷子里袭击只身一人的女性。还有一次,我从网上约了一名访谈者,本来访谈者在电话中非常兴奋,结果在见到我,并进行了简单的自我介绍之后,就对我失去了兴趣:‘由于感情不和,我已经跟我老婆分居好几年,我以为你是一个寂寞的大学生我才出来,你现在都是个老师了,还结婚了,你还约我出来干什么?你要报销我车费和精神损失费才行……’。唉……最后我只好给了他一些钱才了事。”

  有学者提出,“参与观察的时间足够长,就没有安全问题”。但在现实生活中,不管你在田野中呆了多久,女性本身的不安全感也是难以消弭的。对陌生世界的恐惧是天然存在的,再加上女性弱势的身体条件,受到伤害的系数远远高于男性研究者。美国墨西哥裔民俗学家奥尔加·纳胡拉-拉米雷斯(Olga Nájera-Ramírez)提到在其赴墨西哥进行田野调查的过程中,曾遇到过不同程度的性骚扰。通过自身的实践,她建议女性研究者在单独出行时,注意衣着,尽量避免穿着较为暴露和挑逗性的服饰,切勿浓妆艳抹,最好不要刻意打扮,有条件的研究者还可以与当地人结伴出行,另外还要尽量回避或明确拒绝性暗示和性挑逗等等。而在从事较重身体负荷与恶劣环境的相关调查时,女性自身身体承受能力和负荷能力的不足会导致调查不顺畅或中途停止。譬如董秀团带学生做调查,由于村中修路,大小行李须全部抬进去,女生明显体力不够,身体上出现不适或生病的可能性也加大。假如需要女生拿着摄像机全程跟踪拍摄一些仪式活动,这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卫生问题对女性研究者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有时候不方便上厕所,而当她们遇到生理周期,就需要克服比男性更多的困难,并不仅仅是身体的不适感受。山东电视台的樊宇提到,他们在山西榆次后沟村做调查时,选择了四位男性同行住窑洞,依据当时的条件,如果是女性就很不方便,包括上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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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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