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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宇]从国家话语到日常实践:城市社区的邻里政治
  作者:王海宇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8-05-13 | 点击数:818
 

三、“社区共识”何以可能?

  那么,在国家、社会以及多元主体的日常实践中,“社区共识”究竟通过怎样的微观技术得以实现?邓利杰总结了五个方面:制造社区区隔,干部微观治理,业主社会工程,确保抗争红线以及塑造中产典型。

  (一)不同社区间的多重区隔

  布迪厄在区隔(distinction)的研究中认为“品味”是区分阶层的重要指标,其背后隐含着社会结构对于“审美”与“文化”的塑造。邓利杰沿着布迪厄结构分析的路径,认为在不同社区之间“制造社区区隔”有助于形成多主体的社区共识,达到国家治理的目标。社区区隔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在空间上制造区隔,如社区周围的高墙、门禁系统、安保公司以及治安巡逻队;二是在话语中制造区隔,如把农民工以及流动人口定义为“低素质”的群体。国家在面对社会空间及社会阶层不同的社区时采取了不同的区隔策略,这样的“区隔”不仅存在于不同的城市社区之间,同时还存在于城乡社区之间邓利杰拓展了布迪厄“把品味作为区隔划分符号”的定义,其社区区隔的划分至少包括三个指标:(1)居民区不同的社会空间景观,(2)居民不同的生活方式、社会地位、消费习惯以及(3)政府不同的干预形式。

  在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城市住宅小区的空间隔离直接导致了高档小区与其他小区之间的空间区隔,而这种空间区隔也导致了更广泛的社会与政治领域的区隔。从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现状》到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社会科学的研究关注空间作为一种权力技术在社会分层以及社会控制中的作用;重要的社会思想家,布迪厄、福柯、吉登斯以及哈维等都将“空间”纳入其理论框架,认为空间是权力技术的一个载体与工具,其形塑了社会结构的形成。

  “绅士化”(Gentrification)这一概念指资本与市场通过抬高地价等手段实现人口置换的过程。当前那些已经完成“绅士化”的社区,居民对经济贡献大,其代表了国家话语中的“高素质”与“自治”群体,对应着较少的国家直接干预。邓利杰将绅士化的封闭式小区视为权力间接干预的结果,通过封闭式小区的高墙与门禁,符合各主体利益的封闭式空间被制造出来——开发商获取了更高的楼盘价格,物业公司收入了更多管理费,地方经济表现得以提升,业主规避了由“低素质”人群带来的潜在风险。

  邓利杰将绅士化的“封闭式”小区看作是权力(间接)干预的结果,通过封闭式小区的高墙与门禁,符合各主体利益的封闭式空间被制造出来——开发商获取了更高的楼盘价格,物业公司收入了更多的管理费,地方的税收与经济活力在高消费人群推动下明显提升,业主规避了由“低素质”人群带来的潜在风险,维护社区治安及社会秩序成为各主体的一致共识。在城市富人居住区中,社区居委会让位于物业管理公司,由后者提供一套完整的社区服务;由于那些在政府话语中“高素质”的人群更容易使企业盈利,使得国家话语中追求“道德、文明”的高素质公民成为了物业管理公司的宣传广告。

  而在那些每况愈下的社区,并不富裕的居民被视为威胁社会稳定的潜在因素,国家干预更强。在老旧社区,居委会发挥着再造社会团结,提供再就业机会,提供社会福利与支持的功能。国家一方面为那些低收入家庭提供最低生活保障,以此在单位制解体之后通过社区为居民提供新的依附,这样的依附关系类似于魏昂德(Andrew Walder)笔下对于单位制新传统主义的描述。籍此,通过自我调整以及多元化的治理方案,国家话语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得以被强化。

  (二)社区干部的微观治理

  而在那些每况愈下的社区,并不富裕的居民被视为威胁社会稳定的潜在因素,国家必须主动采取显性干预来确保治理的有效性。这里的居委会是单位制解体之后居民新的依附对象,发挥着再造社会团结,争取再就业机会,提供社会福利与支持的功能。在邓利杰所调查的沈阳铁西区,国家干预有三个主要目标:通过提供社会福利让社区干部更深入的参与到基层治理之中,确保社会稳定的底线以及重塑个体对国家的依附。

  邓利杰回顾了过去半个世纪铁西区的兴衰,工人群体的日渐式微带来了社会治理成本的增加——越是衰落的社区需要参与治理实践的基层干部就越多。邓利杰用统计数据描述了铁西区近5000名基层工作人员的群体特征:93.5%是女性;62.5%年龄在46至60岁之间;33.6%曾经做过办公室员工,48.6%曾经做过中层管理者,10.3%曾经做过经理;84.1%具有大专文凭;83.7%认为在社区工作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多数受访者都把社区工作看作是一种更加体面且稳定的工作。

  铁西区政府通过重塑工人阶级的文化来抵消工人阶级衰落所带来的心理落差。通过在城市中建造工人文化宫以及博物馆等来展示工人曾经对于国家的贡献,同时彰显改革开放之后在工人生活某些领域的积极进步。国家所倡导的社区自治,要求公民更加诚实守信、遵纪守法,在某种层面上引导了居民区依附于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社会不满情绪的爆发。

  社区干部的任命是西方学者感兴趣的话题,德国学者海贝勒(Thomas Heberer)与戈贝尔(Christian Göbel)认为社区干部的任命完全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没有居民参与(rubber-stamp)的过程。而邓利杰提出了一个更为接近基层真实的逻辑——社区干部“既是人民选出的,又是上级任命的”,首先,社区干部需要经过长期历练,坚持“走群众路线”,通过“情感治理”获得居民的认可与信任;同时,基层干部还要严格服从上级指派,并通过宣传国家话语来彰显自己的政治忠诚。

  籍此,“干部微观治理”籍此就成为另一项制造社区共识的重要技术。社区干部的日常工作消除了国家与弱势群体之间的沟通隔阂,其复合身份为其在日常治理中联系国家与个体提供了可能——既是公民,又是干部;既是国家福利的发放者,又是受益者;即提供社会救助,又进行社会控制;既要为那些失落的下岗工人争取权益,又承担了国家话语在基层实践中的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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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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