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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淼]质性研究方法本土化:反思与建构
——从方法论的“中心-边缘”困境谈起
  作者:李淼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8-05-13 | 点击数:1356
 

  哥博认为,破解“中心-边缘”困局(其动因是“方法论殖民主义”,methodological colonialism)的有效策略是建构一种“全球本土化方法论”(glocalized methodology)———在方法论层面实现全球视野与本土实践的共生与黏合。[7]这种提法凸显了研究者企图调和地方-全球两分法(local-global dichotomy)的学术志向。

  虽然此类概念具有很强的理论吸引力与美好的前瞻性,但它们只给本土方法论的建构工作勾画出了模糊的外部形态,无法解答其构成内容如何、具体如何操作等现实问题。当前,围绕全球本土化倡议的学术争论多集中于其不确定的未来后果:它会衍生出文化的高度同质化还是文化的高度异质化?结果尚难获知。

  方法论殖民化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产生的。在英美学界方法论主导地位尚未确立前,世界各国和地区已经孕育了自己的本土方法论。[16]与其他文化产品的输出一样,英美将方法论知识输送至“边缘”国家,并进一步将其与本土方法论断裂的英美方法论抬高,成为非英美国家和地区拥抱现代化的标志。

  在方法论殖民主义看来,英语研究和英语写作等同于国际化,非英语研究和非英语写作被贴上了“地方性”和“尚未现代化”的标签。在一次投稿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过程中,笔者亲身体验了何为西方学术界定义的“国际化”。该学术会议主办方鼓励各国申请人以自建小组的形式投稿参会,笔者召集的讨论小组因全部成员皆为中国学者而遭拒。后来,一位相熟的年会组织者告诉笔者:“没有欧美学者参与不够国际化。”

  基于上述讨论,本文尝试分析在中国情境中发掘本土方法论的现实可能性。笔者认为,质性研究方法的本土化不意味着生搬硬套英美概念框架来宣告质性研究的科学地位(与定量研究相较而言),而在于充分运用批判思维、发掘本土文化遗产中的方法论要素及其宝贵价值。

  在挑战西方中心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如上述萨林斯和格尔兹的贡献),通过继承、反思和超越秉持知识相对主义的阐释人类学和认知人类学等理论,当代人类学出现了本体论转向(ontological turn)。在《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一书中,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宣称:科学是一种文化。对于质性研究来说,具体研究方法的选择受到“嵌入于人际互动的价值观和信仰”的深刻影响,文化在研究者选择研究方法时扮演着重要角色。[17]例如,质性研究者惯常使用的两种具体研究方法———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是深深根植于英美社会与文化情境的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之中的。这种默会知识将社会原子化奉为常态,即将个体视为脱离于社会的积极活动者。

  以下,笔者简略分析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背后的默会知识:深度访谈的默会知识:(1)个体高于社会,乐于与陌生人交谈(志愿参与原则);(2)具有较好口语表达能力,特别是擅长表述抽象议题和回应研究者提出的抽象问题,如涉及情感和策略选择问题;(3)研究知情同意书,规范研究者保护被研究者的责任(但这在很多非英美情境中却是多此一举,被研究者可能认为研究者试图规避不利结果的责任,导致研究关系破裂);(4)被研究者能毫无顾忌地表达反对意见。

  参与式观察的默会知识:(1)社会边界清晰,在以某一个(或多个场所)为定点展开的观察可窥见社会关系的结构性;[8](P.48)(2)社会事件的发生和消亡都是在固定的场所和时空中完成的;(3)研究者和被研究者能观察到和体验到的才是真实的、确定的和准确的(实证主义哲学);(4)被研究者接受研究者对其生活的注视(gaze),并能够在其面前表现自如。

二、质性研究方法本土化的必要性

  质性研究方法是否应“本土化”是一个颇具争议的理论议题。“边缘”国家研究者在非英美情境中运用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时常会遇到困难和阻力,不得不研发出一系列的困境应对与补救策略,旨在局部地修正英美质性研究的具体方法和技术。

  但是,他们鲜少诘问英美质性研究方法的合理性———根植于英美地域文化的研究方法是否应当,以及能够支配非英美地域研究?这种智识惯习揭示出一个发人深思的悖论:尽管“边缘”国家研究者在经验层面常常感受到英美质性研究方法的种种缺漏或不恰当,却在方法论问题的讨论中漠视上述体验,不约而同地奉行起英美质性研究方法的原教旨主义。

  在理查德·法尔顿(Richard Fardon,1990)看来,质性研究的前提是地方知识,其主编的《地方化策略:民族志写作的诸区域传统》一书是质性研究方法本土化领域极为重要的实践成果。[18]在该书序言中,法尔顿强调,民族志写作具有一种区域传统(regional traditions),此传统使研究者在实践中深入探究被研究者嵌入地方历史情境中的意义与行为模式;同时,由于区域间参照关系的存在,民族志写作能超越地方知识的局限开展广泛对话。

  2003年,巴西人类学家维韦罗斯·德·卡斯特罗(Viveiros de Castro,2003)明确了人类学的本体论路径。他指出,与知识和文化形塑出一元世界不同的是,对本体的关照将多元视为真实世界的本来面貌。[19]上述观点分别从实践和学理层面澄清了质性研究方法本土化的现实可行性。

  以下,笔者大致梳理了我国学界对质性研究方法本土化的几点质疑。其一,不提倡本体化是实事求是的谦虚态度使然。这些学者认为,质性研究方法传入我国时间较短,我国的质性研究方法发展尚不充分,目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向英美学习、努力缩小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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