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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该书是在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口述与书写：满族说部传承研究》（批准号：09CZW070）基础上修改的，第三章第二节、第四章为新增部分。从2000年开始，我与满族民间文化结缘，最初研究萨满神歌文本，之后研究满族说部，看似从一个较小的文类转至鸿篇巨制且更具影响力的文类，实际上恰因萨满神歌的研究，让我不仅对满族民间文学文类如神话、传说、故事较为熟悉，对满族历史文化也多有涉猎，而且深刻体会到萨满文化对满族文化影响至深，分析满族说部时方能游刃有余。
2005—2008年读博士期间，因满族说部第一批尚未出版，我倾全力关注满族说部的概念、追踪传承人的情况、分析与满族说部相关的神话传说文本，在了解31位传承人的基础上提出“书写型传承人”。2008—2011年，第一批和第二批满族说部出版皆已出版，文本分析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主要方向。我依然将关注重点放在传承人身上，“书写型”传承人是否满族说部的独特现象？2009年，我接触到锡伯族老人何钧佑、回族老人杨久清，并对他们进行了多次调研；恰逢《亚鲁王》的面世及出版，特别关注了史诗传承人，发现这几个文类传承人与满族说部传承人有相似之处，蒙古族胡仁·乌力格尔的传承人也是如此。由此，我开始关注媒介传播理论，发现操不同语言的族众因语言思维方式不同，口头表达乃至书写方式也有差异。分析字母型文字与以汉字为代表的表意型文字在口头表达及文字书写时的不同，也成就了本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史禄国对满—通古斯社会的研究及其对满族莫昆组织的，黑龙江大学学者唐戈曾写过《史禄国与满族“莫昆”组织研究》，作为传承人的富育光与赵东升写过《富察氏家族与满族传统说部》《赵氏家族与说部的传承》，苑杰、于洋关于满族石姓祭祀的调查等都让我们开始关注满族这一组织，当然，我们通过对富察氏家族及纳喇氏家族掌握的说部的分析，发现穆昆组织仍然是满族极为重要的边界，满族说部得以跨越百年传承，皆因这一组织的约束力。这也是第三章的由来。
第四章的撰写力图分析满族说部发展过程中，文本的定型、传承人超凡的记忆与其个人生活及求学经历的关系。富育光，赵东升作为传承人非常出色，他们有较高的学历并且一直没有放弃对满族文化的调研及传承。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洪流中，满族说部得以从被湮没的边缘回到学界的视野之中与他们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第五章分为独立的三节，意图从三个角度来解析在不同的维度下满族说部传承的不同，分别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满族说部的影响；将满族说部传承置于媒介传播学的视角下；“书写型”传承人的深入分析。总而言之，满族说部的传承再21世纪呈现出如此的样貌，并非孤例，而是在特定时段由特定人来完成的特定选择。
十多年的调研使我跟访谈对象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他们关注我的研究，经常会与我讨论，还会引用或批驳我的观点，我也时常惦念他们。
在此，要特别感谢导师朝戈金先生，犹记得拿书稿给导师看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你犯了95%的青年学者易犯的错误。”导师的诸多建议使我重获灵感，书稿的诸多修改皆得益于导师。
富育光先生对满族说部的出版研究居功至伟。多年持续的访谈中，我经常执着于几个问题，反反复复地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已不允许长时间的对话，但富先生都会尽量以我的时间为主。很多资料他也愿意交付给我，《奥克敦妈妈》虽未出版，因研究需要，富先生委托王卓博士将文本电子文档发给我。在此表达深切的感激之情。
因为满族说部研究与许多学术同好结缘，他们先后取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如郭淑云、王卓、邵丽坤，我们在不间断的探讨中互相都有启发。第三批满族说部的文本完全受惠于邵丽坤博士，甫一出版她就快递给我，为我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感谢丛书主编姚新勇和副主编邱婧，很幸运能够进入“多元一体视域下的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丛书”，感谢编辑武艳飞，她细致的工作和包容的态度让我感动。
在本书的撰写和修改过程中，发现很多有趣的话题，如满族说部概念的界定、对满族说部四个类别的研究、传承人的专项研究等等，都需我们继续投以学术的热忱。
高荷红
2017年于联想桥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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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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