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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文化的疼痛与守护
  作者:冯骥才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8-03-10 | 点击数:6992
 

  纵横:在抢救天津老街——估衣街时,您跟市里面直接叫板,过程十分激烈,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您以民间文化遗产保护者的崭新形象进入了公众视野。这个时候,在文化遗产抢救上,您已经相当自觉了吧?请您讲讲这个过程。

  冯骥才:1999年快到春节的时候,我们想在天津最老的一条街搞一个元宵晚会。这条街叫估衣街,后来叫文化街,天津市重要的商业铺面都在那儿,有谦祥益、青云栈、瑞蚨祥等老字号,铺面都非常漂亮,有点像北京大栅栏,有700年的历史,比天津城还要早,先有估衣街,后有天津卫。

  就在我们要搞活动的时候,忽然看到公告,估衣街都贴满了,说要在一个月之内把估衣街拆掉,所有的店铺停水停电。我就跟市里边提意见。

  说句实话,估衣街的保护在当时是非常难的,后来争论得很厉害。

  保护估衣街,我也是不顾一切。市委书记张立昌很不高兴。估衣街上有个天津总商会老建筑,是中国仅存的五四运动的遗址,是周恩来和邓颖超演讲的地方。当时天津学联副会长马骏组织学生运动,让总商会也行动起来,可商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愿意罢市,马骏就拿头撞了总商会戏台的柱子——后来拆的时候没人知道这柱子的历史,我花200块钱很便宜就买下来了。这个柱子是一代青年人的热血。我当时建议把总商会留下,同时把谦祥益、青云栈、山西会馆都留下……我提出各种方案,他们都不接受。我只好重点保护谦祥益,因为谦祥益是文保单位。

  后来张立昌来文联开座谈会,我们文联的书记提前跟我打招呼说:“你不要再提估衣街了,因为张立昌在市里开会的时候当面跟我说了:这估衣街是你们文联管的吗?”可是在座谈会上我不能不说,我还是说了。我说,估衣街是重点文化保护单位,是木结构的房子,现在停水停电,如果一旦失火,谁负责任?不能停水停电,估衣街是必须保留的。我态度很坚决,但说得很平缓,也没有火气,我讲我的道理。在道理面前他们都没词儿了,谁也没出声就散会了。

  说完以后,邮局就找我,说我们支持你,咱们出一套估衣街的明信片,把估衣街最后记录下来,留个纪念。我写了一些对联,做了一套估衣街的明信片,准备在估衣街上的邮局发行,我签名。可是报社不给发消息,因为他们已经接到通知:这段时间关于冯骥才的各种保护行动不许报道。我被“封杀”了。正好这时天津电台在做一个关于消防大队的节目,这个消防大队是我们文联经常采访的单位,他们请我去讲话,结尾时他们问冯先生最近在干什么,我说在做一套珍藏估衣街的明信片,几月几号我们将在估衣街邮局发行,希望大家来,东西很珍贵。估衣街邮局是天津市最老的邮局之一,现在还保留着最老的图章,我说非常值得去。

  到了那一天,我去了,一看估衣街邮局门口贴了一个公告,说那个地方要拆了,房子不安全,谁也不能进。当时我就决定在估衣街街口的另一个邮局搞,老百姓就跟着去了。

  那个队伍排了有三条街,正好那天相声演员牛群在天津,我说牛群你帮我一块签名去,我俩签了三个小时的明信片。签完名以后,我很激动,就到估衣街街中心拉了几个木头箱子,站在箱子上讲估衣街的历史。我说我们要爱惜我们的城市,这个街拆走的时候,好的东西必须留下来,要给城市留下来。

  之后,市里边请我和一些专家、政府相关部门人员还有开发商在市政府开了个会,王德惠主持。他说,市里决定要用保护性的办法来解决估衣街的开发问题,叫保护性开发;估衣街六个珍贵的建筑要保留下来。还说,开发商几乎牺牲了几千万的利益来支持市里这个活动。之后他点名让我也说一说。我说,德惠市长讲的保护性开发很好,这证明我们政府有文化的眼光,开发商当然应该支持;但也不能说开发商牺牲了几千万,你要拆天安门不让你拆的话,你能说牺牲了几百个亿吗?后来估衣街流传一句话,叫“冯骥才加上谦祥益,××(开发单位)损失一个亿”。有人提醒我说,冯骥才你小心啊,你叫人少赚那么多钱,小心有人拿砖拍你。会后我特别高兴,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支持此事。

  此后不久,法国科学院的人文基金会请我去法国,他们知道我在做城市文化保护,希望我跟巴黎的城市规划学者、建筑学家、艺术家见面,同时也让我看看法国的古典建筑到底是怎么保护的,城市是怎么保护的。在法国,我了解到雨果、梅里美、马尔罗他们关于城市保护的许多观点,了解到他们上世纪60年代的“文化普查”和文化遗产日,对此我做了很多研究。

  在法国待了还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忽然接到一份传真,是估衣街的店主集体发来的,每个人都签名盖了章。大概意思是说,在我走了以后,他们说趁冯骥才走了,赶紧拆,结果就拆了。我当时没想到会这样,政府不是说要“保护性开发”吗?政府说定的还会不算吗?我托熟人去打听,结果他们告诉我确实拆了,政府答应不拆的那几座建筑也开始拆了。我还托人找王德惠,也没有消息。我很着急,很快就踏上了归程。回到天津第二天我就到了估衣街,到现场一看我就傻了,整个估衣街一片平地,全是废墟,全拆了,到处都是铲车、吊车。原来说的那六个建筑,只剩谦祥益的一个门脸,它的另一半也拆掉了,像青云栈、山西会馆、总商会也全都拆掉了,一片瓦砾,什么都没有了。

  我当时哗地一下眼泪就流出来了,情不自禁地哭了。面对北京记者的提问,我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最后只能喟然长叹。这些历史建筑一旦拆掉就没法恢复了,就算恢复了也不是历史了。后来《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写了一整版文章,反响很大,叫《冯骥才哭老街》。我把抢救估衣街的整个过程也写了一本书,叫《抢救老街》,但这书在天津不许卖。

  后来,有一次我跟海南省委原书记罗保铭一起吃饭,他跟我说,你的“封杀”被解禁了。我说怎么解禁了呢?他说,瑞环回来了,把张立昌和李盛霖叫去了,说他们做得不对,冯骥才的话是对的,他们应该听。

  但拆了的建筑不可能再复原。习近平总书记有次在城市工作会议上讲到,一个城市要注意自己的文脉。我觉得这个概念特别对,城市不仅是文化遗产,文化遗产是平面的东西,文脉是纵深的东西。

  投身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我觉得我是被时代逼迫的,当然也是由衷的。我认为这是命运。到2000年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和文化已经融为一体,就是说从情感上、使命上,我已经把这件事情当作天职来做了,不知不觉地反而把小说放下了。从一开始的自发行动,到后来的主动投入,我觉得离不开我作家的身份和作家的立场。作家的立场,它不仅是一个思想的立场,而且还带着一份浓厚的情感。如果是一个纯粹的学者立场,恐怕没有那么大的社会效应,也不会投入那么多的情感。作为一个作家,仅仅把文化作为关切对象是不够的,你所要关切的文化是人的文化,你所关切的是人,是人对城市的一种自豪、人的一种最珍贵的历史记忆、人的一种乡土的情感。当文化疼痛的时候,你才会动心;你动心的时候,老百姓才会跟你有心灵的呼应。

  纵横:2001年,您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担任主席,从某个角度可以说是官方对您从事民间文化遗产抢救的一种肯定。这个平台对于您开展活动亦有益处。可我们听说这事并没有那么理想,实际情况是怎么样的?

  冯骥才:2001年,中国文联找我谈话,说想让我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去当主席。一方面,他们说这是中宣部的意思,中央的意思。另一方面,他们说我写作里有很多东西跟民间文化关系密切,我又喜欢民间艺术、在民间文化方面涉猎广泛,还真找不着像我这样的一个人。

  到了中国民协,我说我要到各省去看看。民间的各种东西我都有兴趣看,比如木版年画、剪纸、皮影、民间戏剧、民间文学、民间的手艺和作坊等。但一看才知道,我们的民间文化比我们的城市文化还惨,风雨飘摇。

  很多的民间文化原来我就知道,比如说我小的时候就知道河北保定白沟的玩具特别好,可到了白沟一问,当地人基本上没人知道,只知道卖皮包、卖刘晓庆唱歌的盘。

  一些地方的历史文化被破坏得很厉害。我曾经把中原的开封、洛阳、郑州跟意大利的罗马、佛罗伦萨、威尼斯做过比较,基本没法比。人家那个城市的历史,完全是被敬畏、被尊崇的,历史是闪光的,人充满了一种历史的光荣感和骄傲感,人跟历史全部是沟通的,很神圣的感觉;而我们基本跟历史是没有关系的。有次到郑州,我去到那个商代古城,在那古城土墙上面,到处都是人们扎着大铁棍子在摆摊卖东西,历史文化全毁了,就好像中国历史没有发生过一样。洛阳也一样,你根本找不着所谓九朝古都的历史感,都处于一种完全没人管的状态。

  我情不自禁觉得要做一件事,这件事远比抢救天津老城要大得多。我当时提出,要对960万平方公里56个民族的一切民间文化做一个地毯式的调查。我提出一个概念,叫“一网打尽”。我在明确地把这件事提出来以后,民协认为很提气,但是他们认为这事必须先得到中央的认可,中央不认可这个事是很难做成的。

  于是,我跟中国文联党组书记李树文一块去中宣部商谈此事。部长丁关根很重视,当时所有副部长也都到了,刘云山、李从军、刘鹏等几个人全都在。我讲了两个小时。丁关根也挺有意思,他先是用主持人王志那种风格反问我:“有那么严重吗?”后来他认真听过之后,很郑重地说:“这个事我们应该做,的确是很重要的事情。”

  但具体怎么个做法呢?有人说最好跟文化部联系,这个事国家得支持,财政也得支持。后来我就到文化部去讲,部长孙家正很重视,开了一个会,所有的司长全参加了。我在那儿又讲了两个小时。讲完以后,孙家正当时就定下来,由文化部和中国文联合作此事,抢救中心就放在中国民协。我当时觉得这个事基本就成了。

  但后来事情又有变动,政府把这个抢救中心从民协改放在了文化部辖下的中国艺术研究院,让我挂一个中国民间文化抢救工程副主任的头衔。可当时也有一个犯愁的事,就是说事情属于文化部管了,但中国文联和民协如果要搞活动,文化部却不能够下文件,因为不属于一个系统的。这样各省文联和民协是没有红头文件的,没有红头文件,各省就没办法接这个事。中国文联找过中宣部,中宣部也不能为此事发文。这就等于把我放在了孤岛上,我到任何省办事,第一没有红头文件,第二没有经费。中宣部后来把这件事放在国家社科基金里立项,经费只有30万块钱,财政部把款拨给了文化部,文化部却不给文联,文联就没钱给民协。

  我在全国各地任何地方演讲,既没有钱,也没有名义,名不正言不顺,怎么办呢?我想出一个办法,就是把两个概念分开。文化部后来把这个工程改了,不再叫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而叫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程”。我说,文化部是对的。政府没法做抢救工作,因为抢救是专家的事,政府应该做保护,因为政府是文化遗产的主人。那么我们可以先抢救,把抢救的东西交给政府。所以我们之后做的事,就是到下面帮助各地方政府去抢救。我帮助文化部做国家非遗名录,然后把抢救来的东西放入国家非遗名录,这样这些东西就保护下来了。

  虽然这下名正言顺了,可是没有钱怎么办呢?还是老办法,成立基金会,卖我的画。我搞了几次义卖,在天津搞过,在北京现代文学馆搞过。在苏州的那次义卖我感受最深。我是在南京搞完义卖以后到苏州的,我特意留了一些画到苏州,在贝聿铭设计的那个美术馆搞了一个展览。当时王立平、王石他们都去了,朋友们都来支持。在那个展览会上,画很快就卖光了。我问卖了多少钱,他们说300多万。我说,好,我现场捐献,就在大厅里边把这钱捐出去,一分不少,全部捐了。

  之后,人都走了,我跟摄影师说,我在屋子中间站着,你给我照一张相,我跟我的画照张合影。这些画都是我自己的心血,我喜欢我的画,谁都不知道我把这些画卖了是一种什么感受。后来我说,我做民间文化遗产抢救有一种悲壮感。

  纵横:有人将您的行动比喻为堂吉诃德式的战斗,您也常感孤独和失败。从现代化历程来看,以农耕文明为内核的传统文化将不可避免地衰落,而您的“临终抢救”又具有人类文明高度的价值和意义,回首这段历史,您如何评价?对这项事业的未来您有何展望?

  冯骥才:我有时为中国民间文化遗产的消亡感到悲哀,但也时常被老百姓对自己文化的热爱所感动。记得有一次,我们为了做一个抢救手册,组织一批专家到山西后沟村做调查。调查做完以后,他们要开一个会宣布这个地方可以旅游了,他们把我叫去了。我在村里的戏台上做了个演讲,演讲下来后,忽然从人群中走出几个老太太,她们拿着筐,里面全是枣子,就往我兜里使劲塞枣子。当时山西的领导说了一句话:“冯骥才,你们成八路了,老百姓对你真不错。”

  下到民间以后,看到老百姓热爱自己的文化,有了这样的觉悟,心里真的是无比欣慰的。因为他们能理解你,知道你是来干什么的。

  有人说,以后将会有人因为你对文化遗产的保护而知道你、记住你,可我说,因为这些知道我没有用,我的名字永远是留在我自己的作品里面的。巴金说过一句话,作家的名字是留在自己的作品里的。如果这20年我专心写作,我想我能写出一些我自己喜欢的作品来。我的名字留在那儿,那才是我的。你现在说巴金,不是首先想到的是他的《家》《春》《秋》吗?说普希金,不是首先想到的是他的诗吗?法国有个著名作家叫儒勒•凡尔纳,他在里尔捐了一座博物馆,可谁知道他的博物馆呢?人们记得的还是他的《八十天环游地球》《地心游记》《格兰特船长的儿女》这些作品。博物馆是他的心血,但没有多少人知道。

  但不管怎样,这个心是我的。对文化遗产抢救,我有两个感觉。一个是有一种悲壮感,同时也是一种享受。因为悲壮的东西是纯精神的,你为一个你认为很神圣、很美好的事情贡献了自己的精力和努力,这个悲壮是很美好的一种东西。还有一个很遗憾的东西,就是失败感。有一个记者曾经跟我说,冯骥才,实际你做了一件坏事,很多的文化是快消亡了,但是没人注意到它,它还能在那儿苟延残喘,还存在着;你一喊,大伙都注意到了,都想拿这东西换钱,把这东西改得变了样了,这东西反而没了。比如一座房子,不管它原来挺好还是挺破,它毕竟是一个真的东西,来个人换一个好看的柱子,刷一口漆,原来的东西就没有了,被你那么一折腾,反而给折腾坏了。

  有时候我想,我们只是做了我们这个时代人该做的事,我们毕竟喊出了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符合科学规律的声音,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良心。其次,我们还是唤醒了一些人的自觉。记得有一次,我被安排到人民大会堂讲文化自觉,那天我本来是要去台湾的,可人家说你不能去,贾庆林主席听说你要来演讲,说要到现场去听。我在人民大会堂讲了以后,贾主席觉得讲得挺好,因为讲到了文化的自觉。

  我认为文化自觉有四层意义:第一层属于知识分子层面,知识分子先要自觉,因为你是做文化工作的,对文化是最敏感的,你首先应该站在第一线,这是你的天职。文化疼痛了,你要先疼痛;如果文化疼痛了你还不痛,那就坏了。第二层,先觉之后,你要把它喊出来,使之逐渐成为一个国家的自觉。国家一定有高明的领导人,他们有这样的文化眼光,会使之成为一种国家的战略。第三层,要形成一个地方的自觉,地方各级政府的自觉,这样才能贯彻下去。最后,达到一个目的,就是全民的自觉,因为全民的自觉才是社会文明的最终提高。

  记得有一次,我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代表去日本参加一个活动,事后我表示感谢。他抬头对我说,你不应该感谢我,文化是你们的,你们不热爱,谁来也没用。我觉得他说得特别直率。最近我老想起这句话,觉得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太不在乎我们自己的文化。我们连文化人都不在乎我们自己的文化,还老说我们的文化博大精深,这是不是有点虚伪呢?知识分子在整个文化自觉里面应该有一个概念,就是文化先觉。我特别赞成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谈到的,知识分子应该是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

  一种先进的思想或观念,一开始只有一部分人能认识到它,大多数人认识不到,这就需要有人把这个东西提出来,这是一代知识分子的时代使命。虽然他们不可能把问题都解决,但这个时代使命总得有人去完成。就像梁思成一样,他为北京呐喊,虽然当时没解决问题,但是他的声音到今天还是有作用的。我们现在做的这个事情也是这样,是为了后人。

 

       时间:2018年2月5日

  地点: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

  口述:冯骥才

  采访整理:秦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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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纵横》2018年3月号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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