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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知识精英与民间“江湖”的关系问题，是中外民俗学共同遇到的一个问题。当马里恩·鲍曼（Marion Bowman）指出“民俗是我们周围的一切，无论我们是谁和我们在哪里，而且我们都是民”时，无疑道出了民俗学者在自我定位上的一种心声。我对阿兰·邓迪斯的人人都可以是俗民观点的分析（《现代性与民间文学》）以及对民是人（《返回爱与自由的生活世界：纯粹民间文学关键词的哲学阐释》）和民是自由主体（《民间文学的自由叙事》）的论证，恰恰可以印证当代民俗学对学科研究“对象”的认识进程，也是民俗学者自我反思的一种结果。不过，顾颉刚当年喊出的那句话，“我们自己就是民众，应该各各体验自己的生活！”可谓说出了中国民俗学者独特的现代性之声。随着时间的推进，在这些年里，作为一个民俗学学者，我越来越感同身受地体会到顾颉刚这句话的切肤之痛。在中国，如果“民”不是自由人，民俗学者岂能独是自由人？如果江湖中人没有尊严和权利，民俗学者又怎能独占或独享人的尊严和权利？在这方面，真是“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正如吕微唱和陈泳超的一首短诗所写：
我知道你没哭
但我知道，你真的想哭
因为，我们都是稻草人
不管你假装看不看我
你我都在倾听着
关于我们的传说
传说中
那个舞弄着自制的三尖两刃刀
又用两支刚签锁了口的人
何尝不是我们自己
作为民俗学学者，我们益发地感到，我们不仅脱离不了江湖，而且我们自己就是江湖中人。我们与民间江湖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这方面，又怎一个“亲近”了得？因此，怎样看待和对待江湖，实际上就是我们怎样看待和对待我们自己。
二、江湖中人是否身不由己
人们常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江湖似乎总是由各色人等混迹其中。江湖的各种规矩甚至潜规则好像的确使江湖中人有时显得万般无奈和“身不由己”。在数千年的历史上，江湖固然不乏自己的各种规矩和组织形式，但也的确有各种乱象，并由此遭到庙堂的冷眼相看和打压。当然，江湖中人被冷眼相看甚至常常自以为低人一等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们被认为而且自认为愚昧无“知”，事实上，他们中间也的确有许多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大老粗”。这一点从“民”的本义即可看出。汉代许慎解释说：“民，众萌也。从古文之象。凡民之属皆从民”，又曰：“氓，民也。”清代刘树屏释“民”为“众萌也。萌者，盲昧无所知也。引申为众人之称。古者言‘四民’，士、农、工、商是也”；又释“氓”为“自彼来此之民曰氓。从亡，从民。犹言流亡之民也。氓与民通，亦兼盲昧之义。”可见，“民”与“氓”本可互训互通，无知或缺乏知识是“民”的根本特征，以至于《论语·泰伯篇》所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该如何断句，至今仍是一个聚讼纷纭的公案。对“民”的这种认识也影响甚至决定了古代庙堂文化和文人对民间江湖的总体印象和整体评价。但正如叶隽敏锐指出的那样，“民间文学就是人文世界的江湖，这里不仅有下里巴人，更有真金存焉，不仅是简单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岳阳楼记》）还有庙堂高处常见江湖风云，江湖低地不避庙堂波涛。”④民间江湖的“真金”若要不被埋没，当然“关键还是在于学者自身能否去慧眼发掘”。前辈学者并非没有做出过这种“慧眼发掘”。如果说“‘民’在先秦汉语中与‘盲’、‘氓’音义相近，意思是说群盲或愚氓之众”，那么，“到了‘五四’，社会上的‘愚民’观念开始有了一次大的转变，用胡适的话说，这是因为‘五四’学者从学术和思想上为那个时代提供了‘几个根本见解’，其中之一就是关于‘民’要成为社会主体的思想”。但是，这些见解并没有真的使“民”成为主体，也没有实现其良好的愿望和初衷，除了因为不具备客观的社会制度条件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它没能对“民”的理性能力做出理论使用和实践使用的区分。换言之，要想从根本上看出中国古代文人甚至中国现代民俗学者对民间江湖的认识局限，并且从中发现“更有真金存焉”，我们就需要借鉴民俗学之外的学术资源。这并非取决于我们的个人爱好，而是由问题本身的性质决定。在这方面，学者与老百姓虽然同处于江湖的生活世界，但有分工的不同。正如叶隽别具慧眼地指出的那样：
“生活世界”这个概念之所以可爱而让人心生亲近之情，就在于日常生活仍有其不可溟灭的“见道”之义，所谓“百姓日用而不知”（《周易·系辞》）说的也是这个道理。从这个意义上或许也更可解释民间文学的价值所在，正是因为能相对更加贴近生活世界的本质，虽然未必就是所谓“道常无为而无不为”（《道德经》第三十七章），但至少可以“由象见道”。
也就是说，“道”在老百姓那里虽然可以“日用而不知”，但我们学者却需要“由象见道”。尽管学者也是老百姓，但既然学者又是专门从事观察、理解和研究的专业人士，那就至少应该对老百姓凭借自己“最普通的知性”（der gemeinste Verstand）做出“一种模糊区分”（eine dunkele Unterscheidung）的事情，给予“更为完备地、更易理解地展现”并且“更方便地展现其应用原则”，“在单独的科学（in abgesonderter Wissenschaft）中来阐明普通的理性认识（gemeinen Vernunfterkenntnis）只是混杂地把握的东西。”因此，既然民间江湖是一个实践的道德场域，我们就有必要仿照康德的道德哲学来发现其中“更有真金存焉”。换言之，除非我们不愿对民间江湖以及江湖中人做出根本评价和整体判断，否则，就无法回避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即如何看待和对待江湖以及江湖中人？民俗学者作为个体可以只研究和描述江湖中各种具体的习俗现象和规矩，但民俗学作为学科却不能回避甚至忘却学科伊始时的实践理性起点和宏愿：即在民间江湖发现并实现人的自由意志。因此，我们有必要仿照康德的排除法对民间江湖做一番还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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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孙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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