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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建中]都市春节的重构与理想主义学术情结
  作者:万建中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8-02-03 | 点击数:3309
 

二、都市春节重构的必然趋势

  都市春节的现代化是必然趋势。“春节原本是中国人以家族为中心,以合家守岁庆贺新春为内容,以吃饺子放鞭炮拜大年为表征,由民众按照传统自行组织的喜庆节日,现在在多种新因素的刺激特别是政府和市场的积极推动下,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尽管强调正视和接受春节重构的现实,但也需要对这种重构进行分析和讨论。春节作为特殊时间段中人们的特殊生活方式,所提供的分析维度完全是开放式的。从何种角度呈现当下都市春节则成为问题的关键。理想主义并不排斥对现实的深切关照,唯如此,才能造就都市理想春节实现的可能性。如果我们承认传统与现代是一对矛盾,就应该欣然接受春节文化与城市文明相背离这一事实,即城市文明在不断地抛弃传统春节文化。当然,对都市春节一些异化想象的理性抵触是民俗学者理想主义的特质,另一方面,对都市春节重构的顺应也不失为一种理想主义。下面择取三个方面,也就是都市春节的三种现象来印证这一观点。

  第一个方面,春节是农耕社会的产物,只有在农耕社会环境中才能充分体验到春节文化的魅力。这可以从春运的流向得以说明。回家过年的人流都是向着小城镇,向着乡村来移动。人们纷纷逃离大都市,回到农耕文明当中。春节期间交通很畅通,路上行人也少了很多。这一方面是因为大城市的居民相当部分是来自于小城镇,或者农村,老家或故乡都在小城镇和农村。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去过年,所以流行“有钱没钱回家过年”的俗语。要回家去过年,回家乡去过年,和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在一起,因为他们都在老家。另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在大都市过年没有年味,还不允许放鞭炮,尤其是那些已经步入都市文明的居民,也反感别人家放鞭炮。倘若笔者在北京居住的小区放鞭炮,必然遭到邻居们的谴责。如果有人倡议不要禁止放鞭炮,便会引发一片骂声。认为放鞭炮损害城市文明,甚至将之列入不文明的行为。放鞭炮产生噪音,事实上,城市文明的一个标志就是噪音;还有放鞭炮破坏环境,城市发展的另一种现象正是空气污染。凡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被认为实属必然和正常,而放鞭炮作为一种习俗传统,则被视为可有可无乃至危害的行为。市民们放鞭炮的热情在逐年降低,几乎无人思索——祖祖辈辈为什么要放鞭炮。倘若有城市抛出如此大胆的口号:“春节,到××城市来放鞭炮”,应该是会产生轰动效应的。很可能无需其他旅游资源,仅凭这一点,就能吸纳源源不断的游客。

  春节一过,一旦脱离了春节的时间维度,人们就纷纷离开农村,奔向大都市。春运是两个流向,春节之前是向着农村和小城镇,春节结束,又奔向大都市。就与北京城的车流是一样的:早上上班,从郊区的四面八方涌向中心,下班则从中心向郊区蠕动。平常的时间是大都市的时间,工作方式、节奏和生活方式都是由大都市主导。因为大都市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工作岗位,而农村给予年轻人的发展空间越来越小,所以才有农民工、春运。春节是小城镇和农村的时间维度,是属于家乡的时间。家乡的“乡”本身就带有乡村、乡镇的意思,这是与大都市相对的。春节的核心表达是团圆,全家人可以在大都市和异地团聚,但在异地只是团聚,而不是团圆,只有在自己家乡的团聚才是团圆。

  “回家过年”应该成为所有民俗学者们理想主义的共同呼声,这是在充分理解了春节意义的基础上发出来的。因为回家过年本身饱含丰富的理想,团圆、吉祥、祝福、喜庆、美好等等都是家乡春节的基本存在感,极易激发民俗学者的理想主义情愫。

  第二个方面,城市文明在不断超越传统春节文化。文明表现为未来的时间向度,诸如“中华文明的曙光”的表述,而文化则侧重于“传统”,文化与传统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在城市文明的建设过程中,一些传统包括春节民俗被科学和理性所掩盖。诸如“什么是节”这样的问题就变得极为陌生。中国人(除了游牧民族)吃的是草,穿的用的都取自植物,对植物有天然的亲近感。传统民居是用木头盖起来的。如今,大学的“建筑系”仍称“土木工程系”,中医治病用草药。植物都有节,节是植物中最坚硬的部位,“节”作为时间概念,也成为坚硬的非常的时间,也即最“难过”的时间。“节”意为不通,堵住了,故而叫“过节”。这一称谓极为精妙和贴切。不通,所以要“过”,要通过。至今仍保存了这一本意,两人之间有了矛盾和冲突,即“过节”。在祖先的观念中,节是不通的时间,也就是不吉利的和邪恶的时间。

  如何通过这段非常时间呢?无外乎两种方式。一是祭祀。一是恪守禁忌。诸多平时能做的事情不能做,可以说的话不能说。譬如,正月初一不能扫地,不能倒垃圾,唯恐走了财运、财气;不能动剪刀、刀子,更不能杀生、见血。国人向来注重开始的时间和结束的时间,开始和结束都需要仪式化的表达。出远门,要饯行;旅途结束,回到家要洗尘、接风。而春节既是一年的结束,又是新年的开始,所以成为最重要的时间。在大年三十年夜饭的餐桌上,说尽吉祥的话,家家都说,人人这样。正月初一互相拜年以吉祥道贺,皆寄希望于新的一年。年夜饭是全家团圆的时间,绝对不允许外人打搅。倘若有人家负债,一定要在年关之前偿还,除非万不得已,绝对不会让旧债拖入新的一年,要用全新的面貌迎接新年的到来,从新开始。在过去,大年三十之前,父母都要给每个家庭成员做件新衣服;还有贴春联和门神,扫尘等等,需要更换的都要焕然一新。国人坚信新的比旧的要好。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风水轮流转,这是国人的生命哲学。

  对春节的考察,理想主义思维定势往往自觉不自觉地以过去为参照,上述“第二个方面”的文字也是如此。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这些春节背后的隐喻已变得模糊不清,都市中人已难以领略到先辈们过年的神圣感了。现代化的生活旨在追求快捷便利,舒适和安全,力图打破禁忌和约束。而传统春节最重要的文化表征就是祈愿与禁忌。禁忌在都市中已难以寻觅,相互祝福的祈愿形式倒仍在流行,但祝福更多出于交往的需要,祝福词语竟然多数为剪贴、复制而成。另外,居住环境、家庭成员结构的变化直接导致年味的淡化,传统春节的文化场域在都市中再也无从构建。正如爱德华·希尔斯所言:“传统发生变迁是因为它们所属的环境起了变化。传统为了生存下来,就必须适应它们在其中运作,并依据其进行导向的那些环境。”问题是传统春节是不是能够适应都市新环境,理想主义者显然不愿意做出否定的答案。然而,春节传统只剩下一些零零散散的片段,就像稀稀拉拉的鞭炮声一样。

  第三个方面,春节文化与城市文明冲突的关键还在于,现代化与民俗的矛盾。春节是除旧迎新的时间,这与农业生产的周期性、季节和气候变化有关。一个生产生活的周期结束了,迎来了新的生产生活的周期。这一周期是由阴历来决定的。而现在都市中的生产生活的周期,是按照阳历来安排的。所以目前有两种时间制度,官方主导的属于阳历,自然形态的农耕生活归为阴历。尽管两种时间制度并行不悖,但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是阳历。除了传统节日,平日里的作息完全是按照阳历来布置的,与阴历的关系并不大。表面上看,主要传统节日都有法定假期,实际上阴历运作的空间反而被限定了,更加窄小。

  现代化是绝对的,因为它代表了现代社会的前进方向。伴随现代化所出现的任何问题,诸如污染、噪音、食品安全等,被认为随着现代化进程完全能够解决。当然,可以就事论事,严厉惩处造成空气污染、有害食品的当事人,但不能据此因噎废食。《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指出,2014年全国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为34292.34人,不能据此而提出限制开车上路的倡议。因为速度与激情是现代化的标志,而放鞭炮不是,传统春节也不是。还应该进一步理解,传统春节向现代春节的转化本身也是传统,这是由科学主义主导的连续不间断的过程。这恰恰表明了传统是永恒的,也是发展的。从这一点出发,民俗学学科的理想主义当然是面向未来的。站在科学主义的立场上把握民俗传统,这才是理性的,代表了学科发展方向的理想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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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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