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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法律的形式保护本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赋予缔约国的重要职责。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简称《非遗法》)通过并实施。这部法建立在我国对非遗保护工作进行探索的基础之上，根据我国实际情况而制定。《非遗法》的出台将非遗保护工作正式纳入到国家法律体系，使非遗保护具有了法律效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3]
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工匠精神”成为热词，使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技艺和精神内涵成为一种价值观，再次引起社会对非遗的关注热潮，杰出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频繁登上代表“工匠精神”的人物榜。
在相关文件颁布和实施后，我国自上而下开展了一系列非遗保护工作。2006年、2008年、2011年、2014年，国务院分别公布了我国第一至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共计1219项，期间另有省级非遗名录8786项，地市级非遗名录18186项，县级非遗名录53776项[4]，共计8万余项，同时伴随着代表性传承人的评选和相关活动的开展。
以上数字让我们看到我国巨大的非遗资源，也代表着各级管理部门在非遗保护方面做出的切实努力。文化遗产时代已经到来，非遗保护工作已经走上日常化轨道。自上而下的非遗管理工作让我们看到了非遗保护的成效，但是，自上而下层层递进的问题也越发突出，如专项资金短缺、非遗传人评选制度疏漏等。
2、互联网时代的乡村生活变化
90年代初万维网在美国诞生，随即传播到世界各国，也来到了中国。互联网这张无形的大网让世界上任意两个点在任意时间交汇，它改变了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也改变了非遗依存的乡村生活。网络刚诞生之际，全球的互联网用户为20万，20年后，全球拥有30亿网络人口。巨大的信息充斥在我们身边，互联网无时无刻不在惠及和改变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也为改善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农产品销售方式带来了福音。
90年代初，我国对农村地区实施了“村村通”[5]工程，在实现了绝大多数的公路、电力、自来水、电话网络的通畅后，“村村通网络资讯”工程发起，这项工程要让每一个村庄接通网络，让农民像市民一样获得便捷丰富的咨询。截止至2006年，我国97.6%的村庄安装了电话，57.4%的村子安装了有线电视或网络。[6]截至2015年12月，农村互联网普及率达到31.7%，中国农村网民数量达1.95亿，占我国全体网民的26.9%。摩托罗拉、华为等手机制造商专门在农村地区推出160-800元的低价手机，手机上网成为带动农村地区网民增长的主要动力。[7]
乡村中使用网络的大部分是接受过基础教育、会操作电脑的年轻人。年轻传承人的信息生活和城市无异，传承人将自己的作品上传到网络平台，作品面对的是30亿网民受众，为非遗的传播提供了极为宽广的领域。年轻的传承人通过一部手机结识热爱非遗的海外客户，并把作品卖到国外，更有很多年轻人用便利的网络开起淘宝商店，销售作品。
除了销售作品和自我宣传，网络也是传承人获取非遗咨询、接收上级通知的主要方式。网络的繁荣对非遗传承也暴露出一些实际问题。例如，在网络普及的情况下，六十岁以上不会使用互联网的老一辈传承人逐渐脱离活跃的传承场域，信息的不对等封闭了老一辈的传承时空，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他们的传承发展。
3、互联网时代的农民移动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带来了改革开放政策，工业经济和城市建设任务需求大量的劳动力，农民离开土地涌入同一个目的地——城市。农民的移动改变了村落的人口结构，改变了农民延续了千百年的农耕社会生活。
80年代开始的“农民工潮”是我国建国以来继“大跃进”、“上山下乡”后的第三次大规模人口迁徙，这次人口迁徙的数量远大于前两次。大跃进时期人口迁徙数量大约占我国总人口的4.5%，上山下乡时期的人口流动数量约占总人口的2%，[8]而在2005年，农村流动人口数量为1.4亿，[9]占总人口的11%。这一数据在2015年的统计中再次被刷新，此时我国的农民工人口数量为2.7亿，[10]乡村人口数有6亿，也就是说，45%的农民都在城镇谋生。
青年人对城市充满向往，他们是农民工群体的主要力量，同时也是改变乡村生活方式的重要力量。2004年，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9岁，30岁以内的农民工占到总数的61%。[11]城市中的农民工快速融入新生活、接触新事物，他们用电话、网络与家乡联络，将城市生活快速传递到乡村。影响最直接的是年轻人的定期返乡，他们将城市里的服饰、信息、生活习惯甚至互联网直接带到乡村，让更多的村民认识外面的世界。
城市生活不得不让年轻人长期放弃乡村里的信仰和民俗，只有重要节日或活动回乡时才有机会接触民俗。这些民俗对年轻人来说遥远而陌生，有的年轻人用手机拍摄照片、视频上传到网络，原本的参与者成为游客般的旁观者;也有部分年轻人对“新鲜”的乡村民俗产生兴趣，模仿老人的样子学习、体验传统民俗，可是过不了多久，他们又要投身到忙碌的城市生活中。
年轻村民像候鸟一样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往返，移动数量与乡村生活的变化成正比，巨大数量的农民移动对传统民俗的改变产生巨大影响。农民工将互联网生活带到乡村，让乡村中的农民认识更广阔的世界，形成乡村与城市沟通的循环往复，乡村生活和传统民俗在循环中逐渐弱化。现在的乡村是缺乏年轻活力的乡村，民俗活动的组织只能靠老一辈支撑、维持，非遗的存在环境、生存状态在农民的迁徙中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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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赵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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