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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魁立]民间叙事的形态研究
——历史、视角与方法简谈
  作者:刘魁立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7-03-03 | 点击数:1147
 

  马林诺夫斯基是费孝通的老师。战争期间,他被困在一个岛上,就继续做调查。他的观点也很有道理。他认为,那些对于共同的文化影响、社会心理的分析都很玄,不如就事论事:功能在起作用,也就是需求。需求创造了文化。

  北欧的故事研究也很发达,主要有科隆父子、阿尔奈等。他们开始把全世界范围的故事异文都搜集到一起,并且考虑对于这些海量材料的整合方式,希望编制一个索引性质的工具,如同图书馆内的卡片箱。在此过程中,他们开始思考异文的共同点。

  以上巡礼的过程告诉我们,对事物的认识是无穷尽的。随着时代变化、人类智力的提升,我们会不断挖掘出事物的本质和非本质的特点,对其有较为完整的或说更接近事物的认识。我们常问别人“你是哪个学派的?”实际上千万别以为某一条路就是绝对正确的。不断接受新知识特别必要。

  三、共时研究·历时研究·形态学研究

  从事故事类型和异文研究的学者手中都有一把钥匙,阿尔奈的钥匙,叫“type”——类型。丁乃通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所附的主要故事类型示例都是它。类型是一个很大的范畴,尚无人下明确严谨的定义,如果非要笔者来解说的话,可能是:类型是一个或一群故事,由一个或者少数几个中心母题组成的情节基干构成它的中心。假定两则文本的情节基干和中心母题不一样,它们就属于不同类型。笔者表述得还不好,尚在摸索之中。

  “类型”是1910年提出的,但并没有人给它严格、科学的定义。直到今天,类型究竟是什么,有哪些,还是一笔糊涂账。阿尔奈之后,首先是俄罗斯的安德烈耶夫,他把整个俄罗斯的故事都用阿尔奈的办法编制了索引,因为北欧和俄罗斯的故事相近者非常多。他的代码叫“AA”,就是“阿尔奈-安德烈耶夫”。其他国家后来也都陆续有了类型索引。最好的是德国的五卷本“格林童话世界各民族异文索引”。各国在编制过程中又加上自己的东西,比如日本的稻田浩二就有自己的索引体系,还有一位日本女士池田弘子把AT体系挪来之后也加上自己的内容。据笔者先前的统计,约有四五十个国家都有自己的AT体系,现在可能更多。

  1928年,普罗普的研究得出了比阿尔奈更为抽象的结论:凡神奇故事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幻想故事都只有31个功能,其中或可能缺少某几个,或偶尔发生一些转换,但顺序大体都是一致的。他所做的相当于一块神奇故事的模板,超出这个模板之外的就不是幻想故事。他的工作辛苦到什么程度?所有的材料笔记展开来,一个20平方米的地方铺满了也不够,最后却凝炼为一张很简单的表。普罗普提出31个功能项之后的1932年,汤普森被芬兰学派请去做了一项补充工作。为什么叫AT?就是阿尔奈(Aarne)和汤普森(Tompson),由汤普森把阿尔奈原来的索引加以丰富,使其更具有世界范围的权威性。在此过程中,汤普森并没有特别拘泥于阿尔奈的设计。他想,是否可以在类型之下,寻觅更小的工具或尺度,来解析故事?于是他提出“母题(motif)”。之后还有人把它更小化了,如列维-斯特劳斯提出“神话素(mytheme)”,邓迪斯也做了另外一种更细致的分析。

  特别要谈到的还是普罗普。普罗普的上述工作直至30年后(1958年)才被译为英文。形式主义在20世纪20年代的俄国特别兴盛,有些人甚至按五角星形状排列诗行,导致诗歌几为文字游戏,在这种环境下,有相当一批人专门研究形式。形式本身是极其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们经常为意义所困而搁置了形式。对于民间故事,我们固然知道意义可能有同异,但彼此间真正雷同之处更多在于形式,然而我们的研究却时常抛开形式谈意义。

  这就要引入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谈一切问题,时空的限制既有帮助,也使人困惑。它看似简单,好像基督教的十字架,我们讨论横坐标和纵坐标之间的交合地带。历时是我们探讨一切问题时最直接的感受,为什么?因为说到任何事情都会牵涉时间范畴。可是,我们通常都是在共时的环境中生活。过去常开玩笑:“关公战秦琼,谁打得过谁?”如果叫小孩来说,“关公战秦琼”为什么不可以?都在一个舞台上,某种意义上它也是共时的。我们常把共时、历时搅在一起,却不大关注此二者的联系。其实,任何对事物的历时观察也都是要解构原有的总体结构,因此我们谈论历时问题,很难将所有的成分和关联都放在一起,必然仅限于某一具体对象。但共时不然,它能在更宽广的范围内集中所有对象,完全抛开时间概念。这两种研究方法是不相容的,如果同时使用,结论必然不准确。我们过去不太关注形态学研究。20世纪50年代时,一位不错的翻译家将普罗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译为《民间故事的词法》,因为在语言学中,morphology是“形态变化”,通常译为“词法”,是指词尾相关部分的变化。实际上它并非语言学的专有术语,而是更广阔的文化学概念。形态学并非从普罗普才开始,如果翻一翻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其中已多次谈到形态问题,直到普罗普才正式给予它特殊地位。

  《民间故事形态学》出版后,列维-斯特劳斯一方面评价说:真了不起,真是醍醐灌顶,普罗普为我们开辟了新天地;同时,他又有些沙文主义,说:一个俄国人,在闭塞的环境中,居然有如此发明创造,原因在哪里?思来想去,他的祖上是德国人,所以他有这般头脑,能得出形态学。他还提出一个问题:把故事像积木似的拆开,那么故事的历史发展哪去了?普罗普气坏了,原来他早就设计好,到“二战”时期才完成的另一本书,叙述故事的历史根源,即谈意义的方面。历史根源和形态学两书相当于姊妹篇。

  四、民间叙事的生命树

  《民间叙事的生命树》怎么来的?说来也简单,中国、日本和韩国有一个“东亚民间叙事文学学会”,最初倡议是韩国的崔仁鹤,他对稻田浩二建议成立一个国际组织,并致信钟敬文。钟敬文表示支持,就让笔者去,从而成立了这一学会。其宗旨是研究三国共同的故事,每次会议提一具体题目,像两兄弟、蛇郎故事等,到今天已召开过十几届了。当时还有一个奢望——编一部“亚洲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即比较索引,因为现在虽然有世界性的索引,但东亚民族还没有共同索引。

  一次开会提出“狗耕田故事”这个题目,笔者思来想去,决定与其急于写作论文,不如先把材料凑齐。于是笔者就选择了浙江的狗耕田故事,因浙江的少数民族相对不多,世居民族的成分也比较稳定,文化同质性较强。然后,笔者将所有搜集到的故事逐一分解,并写出梗概。最初,笔者将这三十余则故事信息都以横行列出,发现有一段情节在所有文本中都是一致的。一再分析研究之后,突然间将其纵向立起,凡各文本一致之处就变粗,不一致处则变细,出现一个树形图,粗者如树干,细者似树枝。而树枝上或有两则文本,它们又在某处有同异,因此又生出另一根细枝。最后发现,这是一个树状的结构。在此过程中,笔者逐渐对题目有了些想法:什么是类型?在一个类型中,各个不同的异文之间是何关系?这些关系有什么特异之处?另外,它们是如何彼此衔接的?笔者发现,一个类型下可出现类型变体,因此从类型中可再生发出另一单元。除了类型变体,笔者又发现,有些地方的链接能力特别强,另一些则很弱。一个类型,除了最基本的要素之外,它本身如何发展?笔者就采纳共时的方法,不谈它的过去,而是强调,如果我们平面地看,它呈现何种状态。现在说来简单,当时做起来挺费事,列的表特别多,纸铺开后比这张桌子面积还大,需一点点粘贴起来。

  有趣的是,崔仁鹤问,得研究狗是不是真的可以种地?笔者答:“这就又涉及意义方面了。有些文本中狗不是种地,是能做别的,但实际上和种地得到的结果一样。”诸如此类。和稻田浩二也非常友好地争论了前后三年,他说:“为什么是两个中心母题?我给命名叫‘核心母题’。”笔者说:“中心母题和核心母题不是一回事。”他坚持认为二者就是一回事,并说:“狗耕田并不重要,什么重要呢?狗坟上长出一棵神奇的树才重要。”狗在弟弟这儿才能种好庄稼,在哥哥那儿种不好庄稼,哥哥打死狗之后,将其掩埋,坟上长出一棵树。弟弟来哭坟,树上就掉元宝,哥哥一看也去,结果掉下的都是鸟粪、长虫。他认为“狗坟上长树”才是核心母题。而笔者命名的“中心母题”,并不在于它能构成别的东西,因为共时研究不需要涉及历时的、将来的发展情况。但“核心母题”就会导致这个问题,“核心”一定是外围还要继续发展的。所以概念的选择很重要,需要费心琢磨。另外他问:“为什么有两个中心母题?能否合并为——一只会耕田的狗,有神奇的灵魂,它的坟上可长树。”笔者却认为,如此可能又陷入另外一个历时的思路中去了。笔者再三表示:“我和您的分歧是您还在历时的范畴里思考问题,我同意您的历时研究思路,但您不同意我在特定时候采用共时视角。”

  最后,想强调一点:我们在从事研究的道路上,不要只抱着一棵树吊死。条条大路通罗马,各种方法都可以为我所用。如果共时研究能从索绪尔那里多收获一些启迪,它将在我们的工作中发挥非常好的作用。

  (原文载于《民族艺术》2017年第1期,请以纸质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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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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