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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富士:吾将上下而求索
  作者:林富士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7-02-25 | 点击数:4482
 

  不过,那时候台湾正大力引进法国“年鉴学派”(Annales school)史学,我不免受到一些影响,尤其是布洛赫(Marc Bloch,1886—1944年)、布劳岱尔(F.Braudel,1902—1985年)对于“时间”的界定、对于“心态”(mentalité)的强调、对于“历史整体”(histoire totale)的观照,以及他们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取径,更引导了我的思维。此外,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eim,1858—1917年)和韦伯(Max Weber,1864—1920年)、人类学家马凌诺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1884—1942年)和心理学家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年)的学说,也都或隐或显地左右了我的论述。

  三、闭关(1987—1989年)

  或许是我的硕士论文还有点原创性的价值,或许是因为杜正胜先生(以下称杜先生)的荐举,我从硕士班毕业之后,随即获聘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的助理研究员(1987—1995年)。

  当时的史语所还是四组一室的编制,我隶属于人类学组,是最年轻的一位小学徒。当时拥有博士学位的人还不算太多,也不特别受到重视,但是,杜先生“建议”我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而且,最好是到海外留学。他是我硕士论文的指导教授,又是人类学组的主任,算是我的主管兼导师,我没有任何抗拒的理由或正当性。因此,我刚一进所,其实就已经在准备出国进修。

  出国以前,我还有两年的时间(1987—1989年)。除了强化英文能力、申请学校之外,我也开始为自己后续的学术发展做准备,虽然时间不长,但如今想来,却是非常重要。

  那是一段精神专注、心灵活跃的日子。我几乎参与了史语所每一场讲论会和演讲活动,接受了多元学科及不同知识传统的洗礼。史语所是一个多学科的研究所,有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人类学和文字学,拥有许多不同领域的专家。那时候,一些学界知名的老前辈都还在,中壮年的学者已卓然独立,此外,还有一大批刚获得博士学位不久的生力军,以及一些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助理研究员,其他的研究人员也都学有专精,博学广闻。成员的世代差异极大,最老者已逾九十岁,年轻者还不到三十岁,可以说是三代同堂。大家的学术背景也很不一样,有的是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等名校,有的是1949年之后在台湾所养成者,有的是刚从欧美各国的名校回来的,也有的是从日本东京大学毕业的,可谓济济多士!这样一个多元、多样、异质的团体,在知识的论辩上便显得相当激烈。当时,大约每两周就会有一场演讲。一场两个小时,一个小时报告,另外一个小时讨论,文稿都是先前就印给所有同仁。因此,在讲论会上常见刀光剑影,各种新旧的概念、理论、方法、意见都有人提出来,或是客气的商量,或是赤裸裸的批评。两年的聆听,在各种思潮、论述、风范的冲击下,我知道治学必须有壮阔的心胸,不能拘泥于一方,不能自傲、自满。他们都可以说是我的老师。

  聆听各家说法并没有让我迷失自己的方向。在阅读方面,我选择了三个面向。我过去已读过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也以秦汉史为治学的重心,但我不想成为断代史的专家,通读历代史籍是必修的功课,因此,开始读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正史”,延长自己的时间纵深。其次,我的初衷是要研究道教史,必须克服道经研究的难题,所以挑了道教最早的一部书《太平经》,进行精读,这也是争议相当多的一部书,所以,便顺便搜集、阅读各家的研究成果。此外,为了快速掌握道藏的梗概,也开始读《云笈七签》,并构思一些专题研究。

  在这过程中,我发现要研究中国中古时期的宗教似乎不能不碰敦煌文献。但是,当年的敦煌文书很难阅读,用微卷翻印的字体很不清楚,只能看日本整理、出版的一些道经。幸运的是,那时中国大陆已将敦煌壁画、艺术方面的材料以较精美的方式印制出版,所以我转而花费较长的时间在图像学的研究,并透过敦煌艺术进入佛教世界。更幸运的是,台湾在1987年7月15日解除了长达三十八年(1949年5月19日至1987年7月15日)的“戒严令”,在这之后,原本被管制的一些书刊,才能自由借阅、购买、阅读、引述,我也才能逐渐接触、熟悉来自大陆学人的著作。

  四、留学(1989—1994年)

  1989年,我面临了一个艰难的选择。那时,我同时获得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以下简称普大)博士班的入学许可。若到哈佛,可以跟随张光直(1931—2001年)教授,强化人类学的训练。若到普林斯顿,可以师从余英时教授(1930—,以下称余先生),仍以历史学为专业。他们都是我非常景仰的前辈,也都见过面,谈过话。不过,我从大一开始就读余先生的著作,比较熟悉他的学风,深受他的启发,因此,在多方考量、几经波折之后,我最终选择到普大。

  普大的留学生涯,大致可以分成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89到1991年,在这两年之间,我修完所有必修、必选的课程,通过两门外语(日文、法文)的课程修习和测验,并赴欧洲(英国、法国、德国、瑞士)短期游学。第二个阶段,从1991到1992年,大约一年时间,我完成了学科考试,主科是余先生的中国古代史,副科是杜希德(Denis Twitchett,1925—2006年)教授的中国中古史,以及太史文(Stephen F.Teiser)教授的中国宗教。第三个阶段是在1992年,通过学科考试之后,大约两个月之内,我提出了博士论文的研究计划,并获通过。第四个阶段,从1992到1994年,大约两年时间,我进行博士论文的撰写、答辩、修改与缴交,并获得学位。

  我最后完成的博士论文题目是“Chinese Shamans and Shamanism in the Chiangnan Area During the Six Dynasties Period(3rd-6th Century A.D.)”(《六朝时期江南地区的巫者与巫俗》),这其实并不是我最初要探讨的课题。我当初申请赴美留学时,因刚读罢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l,1917—)的《瘟疫与人》(Plagues and Peoples),对于他能从世界史的角度探讨瘟疫与人类文明发展的关系,深感佩服,但对于他书中有关中国部分的叙述,觉得过于简略,而我在硕士班的阶段,除了宗教史之外,另一个研究兴趣是疾病史(身体史),因此,我便以“汉代的疾病观念”为题撰写研究计划,打算在美期间能专攻疾病史。可是,到了普大才知道,历史系虽以科学史研究闻名,疾病史却非其主流,而东亚系的杜希德教授虽曾发表过东亚瘟疫史的论文,但非其主要兴趣,图书馆的相关藏书也以中国传统的医籍为主,相关研究成果的论著不多。所以,我逐渐放弃原先的计划,回归宗教史研究的方向,并以历史系、东亚系和宗教系的课程为主修。

  在摸索的过程之中,我曾到艺术与考古学系、社会学系、心理学系、人类学系旁听一些课程,激发了进行跨学科研究的兴趣,有一阵子曾经想以“梦的文化史研究:中国古代篇”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连续几个课程的学期报告都围绕着这个课题撰写。我当初的想法很天真。我认为睡眠的时间占了人生的三分之一,而做梦又占了睡觉时间的四分之一,因此,人类历史应该有三分之一的篇幅写睡眠史,十二分之一写梦的历史。不过,这个题目并未获得指导教授余先生的首肯,他似乎是认为“清醒的世界”比较重要,而且,要进行“梦的历史研究”,必须有谨严的概念架构,并分疏、整合许多不同的理论工具,不容易落实。

  放弃梦的题目之后,我很快就决定转向我硕士论文所处理过的巫觋问题,只是将时代改为六朝,将地理范围限缩于江南。然而,相较于硕士论文,我的博士论文所面对的其实是更为复杂的时空、社会和文化情境。首先,中国的“宗教景观”(landscape of religion)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了天翻地覆的改变,除了原本的巫觋信仰,这时还多了耀眼夺目的道教和佛教。其次是族群与文化问题,北亚、中亚草原民族不断南移,黄河流域成为胡汉交混的地区,而大量的汉族则向南往长江、珠江流域移动,进入了原本被“中原”视为“蛮野”的荆楚、闽粤文化圈。此外,政治格局也由统一变为分裂,由安定转趋混乱。因此,我觉得有必要探讨巫者与巫俗是否也与时俱变,是否有新的样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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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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