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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方才提到那篇论述意义行为的文章中, 利科也挑战历史相对论的解释, 即历史是由互不相干的前后关系所决定的。他的言论昭示了格尔茨的观点:解释文化不等于说可以假设研究者能够进入他人头脑中去把握其动机和意图。 更恰当地说, 社会行动的意义在利科的视野中凸现为公众的、主体间的、公开的关系, 一如格尔茨的看法, 就某一研究社区而言, 通过历史可以敏锐地观察到变迁的持续性。所以, 意义不是固定不移的, 而是充满活力和不断变化的。利科认为解释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冥想的过程。理解这一重要观点, 需要密切关注他在社会行为、文本以及隐喻三者之间的类推, 而隐喻在人类学上确实占有一席之地。
如上所述, 利科驳斥一般人怀有的那种设想:动机或意图是内在的, 意义只有通过自我反思才可理解, 不然就要利用意图的客观化, 达致人类主体内心生活的入口。人们可以在弗洛伊德 (Freud)对梦的象征性解释中, 在文学作品的上下文, 或者对文学作品的历史相对主义的解释中看到人人都有的这一设想。也就是说, 对梦境或者文学作品的语境唤起的模糊象征的解释, 导致了人类主体的内在生活。我们注意到, 利科虽然赞成按弗洛伊德的方式解释模糊象征, 但他将其称之为“怀疑的解释学”, 而主张我们确实不知道做梦的潜意识活动背后的思想过程, 确实不知道作者构建文本时的内心体验。 对利科而言, 单凭历史的先行后续是不足以领会文本意义的。他振振有词地争辩,通过口述梦境、撰写小说、刻画肖像以及设定仪式, 人类主体的“内在生活”便会外化, 而且固定下来。 在这里, 利科的目标与格尔茨一样, 不是去复制内在的思想过程, 而是去阐述公众的意义。
一如伽达默尔, 利科声称, 当人类行动者的动机或意图在文本的模型中变得 “凝固化 ”或 “客观化”时, 意义绝不是稳定的, 总是受制于历史的可变性或社会的争执 (他称之为“解释的冲突”), 解释学的独特视角便在于此。换言之, 客观化的意义受制于人类主体的解释框架, 这些框架的设定是潜在的, 有所不同的, 这样, 人类主体就在可能观察的范围之外预设了客观化的意图。 因此, 意义不是固定的目标, 也不寄居于行动者的头脑, 而是交互主体之间的关系, 交互主体也许是同时代的人, 也许不是。
利科的视野扩展到文化产品之外的解释学象征领域,同社会行为挂上钩。就是在这里, 他把社会行为比拟成文本。根据利科的观点, 社会行为犹如话语, 往往带有流动的趋向, 转瞬即逝。 也就是说, 除非社会行动变得固定化和客观化, 否则它总是像话语, 即刻出现 , 即刻消失。社会行动在记忆、口传, 甚或历史文献中具体化了, 变得栩栩如生, 才能予以命名。这里尤其要认识到, 社会行动的固定化是一个不依赖于社会行动者的意志的过程。因此, 在利科看来, 社会行动的意义绝不能还原为行动者的内在状态和动机。然而, 社会行动的意义是向公众的沟通开放的,公众的意见通过自身潜在的分歧, 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改变。
利科从公众意义的角度描述客观化的社会行为和社会行为的沟通, 与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和格尔茨的解释人类学如出一辙。不同之处在于, 伽达默尔批评强调方法的现代性, 利科则坚信方法的重要性, 认为要把解释学的“质朴性”和它的 “批判性”区分开, 就需要方法。利科对方法的理解超越了症候分析和胡塞尔(Husserlian)现象学的结构主义。他追随费尔蒂南德· 索绪尔的观点, 主张解释过程应该注意话语分析的科学发展。利科思考着索绪尔关于语言和言语 (说话、话语)之间的区别。语言是高度形式化的, 它能够将记号间内在的、系统的关系组合起来。语言也是非指示的和不受时间约束的, 因此, 语言既不包含说话的主题, 也不涉及说话者。语言是同质的,说话或话语则不同, 它们是异质的, 是当下连接所指与说话者的关系, 而所指的东西和说话者是不能按语言学方法来研究的。此外, 说话断定了世界的某些事物, 所以有指示作用。利科提出, 语言满足了客观科学的标准, 只要在说话者和说话事件的特定场合就有语言。
利科的卓识表现在, 把语言形式运用于文本的评论分析, 不论是具体的文化产品译本, 还是记忆、口传和档案把握的客观化社会行动。更确切地说, 利科热衷于探测文本的内在结构, 犹如某些人喜欢推敲语言内在的、系统的结构一样。他的方法论步骤包括加括弧(某种意义上属于现象学方法④于文本的参考维度, 也就是在我们预期的文本叙述上加括弧。此处也许有人会提起克劳德· 列维―斯特劳斯发展起来的神话结构的分析。但是, 利科不像斯特劳斯企图确定现象最终还原的那些潜在的本质, 而是暂时把外在的参考维度悬置起来, 存而不论, 使自己能够潜心描述文本的内在秩序, 记号和客观行为的内在关系。一旦完成内在的探测, 研究过程便进入关键阶段, 解释者将以隐喻的讲述和深刻的理解来复制文本的参考维度。
这里暂不提利科的结构方法和现象学方法, 单看格尔茨对原文的类推, 已经有人对他发难了。针对格尔茨的批评也适合利科。例如, 威廉· 罗莎贝莉批评格尔茨那篇描写巴厘斗鸡的著名文章 , 说格尔茨忽视了殖民地居民的境况和阶级结构的差异, 因而没有为巴厘岛的斗鸡提供真实的社会背景。诚然, 格尔茨的细腻描写集中在斗鸡的象征方面, 但罗莎贝莉指出, 使用原文的类推说明或解释斗鸡, 会把一种动态的、历史上偶然发生的过程转变成静态。格尔茨在语义学上强调斗鸡体现的虚假权力关系, 当然应受责难, 利科在这里也不例外, 因为他同样有此倾向。
把文本的隐喻伸展到社会行动, 除了利科和格尔茨,还有德里达(Derrida), 后者提供了一种解构方法, 这种方法暗合罗莎贝莉提出的权力论点。根据德里达的观点, 我们不仅要注意潜存于文本叙述, 成为利科内省基础的文本理念或逻各斯(logos), 我们还要看到决定文本拒斥内容的文本留白。即是说, 我们的研究要照顾到权力及其在社会关系中所起的作用, 我们即使不花太多精力, 也必须较多地直接注意文本的叙述怎样把下层人民的生活史排除在外, 又是怎样抑制竞争话语的。这种洞察力尤与经常在下层人民中间工作的人类学家息息相关, 因为下层人民的历史不是遭到忽视, 就是简单地看成西方代理人的延伸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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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山大学学报》2006年46卷6期
【本文责编：张世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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