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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帆]从神灵“移民”看民间信仰的传承动力与演化逻辑
  作者:江帆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6-12-09 | 点击数:6562
 

  二、“秃尾巴老李”信仰出关后的文化调适与演化形态

  “秃尾巴老李”信仰由山东移民载携“出关”后,在辽西生根扩布,为适应关外的自然、社会生境,这一信仰的形态也发生了演化。

  先看“秃尾巴老李”信仰在山东的原生形态。据山东文登县志记载,回龙山上的龙王庙始建于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相传“秃尾巴老李”当年曾在此地显灵为母迁葬,因此,当地民众虔诚来此烧香还愿,捐资建庙,使回龙山庙会远近闻名。过去,每到农历三月初二的龙母诞辰日,文登周边方圆百里的民众都要前来回龙山为龙母祝寿,往往聚集数万人。庙会历时5天,仪式十分隆重,许多前来赶会的村落都有自己的仪仗队村民们手持旗、幡、伞、盘在前,后面紧跟着高跷、抬阁、鼓乐、舞狮、秧歌等,排开长蛇阵,鞭炮开道,锣鼓喧天。当地一位老者曾回忆说:“从我记事起,每年三月初二赶山,五天会,老远的都来赶山,烟台、牟平的都来,山上有戏楼,唱戏唱五天。”值得注意的是,山东文登民间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祭祀日期为六月初八,民间相传这天是李龙王生日,当地在六月初八的仪式活动就是“蒸大饽饽”上供。无论是从仪式规模看,还是持续时间看,李龙王的仪式活动都赶不上三月初二的龙母诞辰。当地民众也说:“龙王最厉害,但咱这里都信他妈。”故而,李龙王的诞辰日反倒不热闹[3]131~133。

  再来看辽西的情况。喀左县大杖子村村民宋殿武家中至今保存有完好的家谱,上面记载了宋氏家族祖籍为山东登州府文登县回龙山,清乾隆四年(1739年)出关的共有四个支系,其中第三支系便落户辽西喀左宋家店大杖子村。值得提及的是,宋氏家谱还记载了宋家先祖当年启程闯关东时,为确保迁徙平安,临行前特地在老家文登恭请了一尊以柏木雕刻长约三尺的李龙王神像,一路背负到关外喀左大杖子村。这尊李龙王神像,初时供奉于喀左甘招镇鸡冠山上仙佛洞内,后被移至大杖子村所建小庙之中,再后又被移至由当地乡民修建的寿山寺内供奉。

  据宋氏家谱记载以及当地老者的口述,闯关东的山东移民定居大杖子村初期,耕种养家之余,强烈的思乡念祖之情难以排遣。乾隆二十年(1755年)二月,这些移民开始组织筹划举办三月三“李龙王赶香烟”庙会。因民间俗信农历三月初二为龙母诞辰,为表达对山东故土及祖先、亲友的思念与眷恋,他们依托对李龙王的祭祀,创造性地谋划出带有浓郁“省亲”意味的“李龙王赶香烟”这一独特的庙会仪式。具体为:每年农历二月末的最后一天(小月二十九日,大月三十日)是为李龙王设祭坛日,又称铺坛;三月初一,村人恭抬李龙王圣驾(神像)去临近的公营子镇三官庙拜谒李龙王之舅;三月初二,恭抬李龙王圣驾去甘招镇宋家店拜谒李龙王之姨;三月初三,恭抬李龙王圣驾去卧虎沟乡榜石沟北梁龙母庙拜谒李龙王之母。

  李龙王前往拜谒的公营子镇三官庙、甘招镇宋家店、卧虎沟乡榜石沟及其沿途村落,皆为山东移民聚族而居的村落,李龙王圣驾一路巡游,为来自山东的乡亲驱灾、避邪、降福,同时也接受乡亲的香火,联络老乡亲友间的感情。每路过一个村庄,在村外就要鸣放三眼枪,后改为燃放爆竹,以告知乡民。仪式的阵容由三个部分组成,按前后顺序,一为仪仗队伍,二为演艺队伍,三为龙王圣驾轿舆。沿途村庄无不倾村出动,热情地迎接。李龙王圣驾安放后,会首要打表文,化纸上香叩拜,村民们捐钱捐物,观看秧歌表演。时近中午,各家各户纷纷招待赶香烟的队伍到自家吃午餐。及至三月初三去北梁庙拜谒,来自辽西各地乡间的民间艺术集于北梁庙前,伞头秧歌、耍会、地方戏、驴皮影,你方唱罢我当场,庙会上人山人海,做小买卖的摊贩多时能摆出几里路远。

  将两地庙会进行比较,不难看出,“秃尾巴老李”信仰从关内到关外、从“源”到“流”,已发生明显变化,这种变化集中体现在信仰仪式的操演上:在原生地山东,信仰对象李龙王母子是稳坐于宫观庙宇享受香火——“山上有戏楼,唱戏唱五天”;而在信仰流播地关外辽西,李龙王母子已经不再同处一个信仰空间,分处两地,在龙母诞辰日,身为龙子的李龙王要走出庙宇“巡游串亲”——探舅、探姨、探老母。对于山东与辽西两地在信仰形态上一静一动的变化,即使不作细究深考,亦能明显感知到此中的象征意味。

  以往学术界对民间信仰的研究多专注于信仰形态的呈现及其演化,而很少深入关注持有这一信仰的文化主体经由了怎样的历史境遇或曰生境变迁,然而恰恰是某种独特的历史境遇及生境变迁,才导致原有的民间信仰出现了某种重构与调适。

  历史上,我国关内向关外的数次大移民形成了“闯关东”这一“地方性话语”,“关”指的是山海关。从这一话语形成的语境来分析,一个“闯”字隐喻和包含了无数生存的风险。今天人们所说的“闯关东”,多指从清顺治八年(1651年)到1949年这一时期内山东人往东北的迁移。据统计,此间大约有3000万人参与了迁徙与流动。清中期,山东的移民已经遍布于东北各地,他们多是因在山东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而东北肥沃的黑土地在这些失地农民的眼中宛如至宝。自清末废除了实行几百年的柳条边制度之后,山东民众到东北谋生的越来越多,这些贫苦的山东移民为东北地区的垦殖与开发贡献颇大,“荒野之化为田园,大半为彼辈之功……东北沃壤悉置于鲁人耒锄之下”[4],“鲁人之勤勉耐劳,为各省之冠。而农业知识也为他省人所不逮……一旦警弛缓,其移置开垦,自呈突飞猛进之观也”[5]。

  山东移民在关外多聚族而居,故“其语言风俗一仍旧贯”[6],同时,祖籍故土原有的一些信仰也以这些移民为载体在关外得到了承继与传播。从宏观上看,特定的民间信仰总是生成于特定的历史情境,生成于一方水土上的民间信仰常常可以将“小区域”与“大社会”联系起来。将“李龙王赶香烟”的内容与传承的主体结合起来审视,在洞悉辽西区域的山东移民依托这一民间信仰仪式承载怎样的“历史记忆”的同时,也可以发现山东移民如何理解和阐释“秃尾巴老李”这一民间信仰记忆中的“历史事实”,以及如何利用“李龙王赶香烟”这一与故土原生民间信仰具有“接续”性质的历史话语,建构起有关闯关东移民“我群”的文化记忆,激活并调动起利于群体生存与发展的文化潜能。

  “秃尾巴老李”信仰出关后,其信仰仪式由“静”到“动”发生的演化,有着多层面的历史与文化动因,生动地体现了民间信仰作为一种象征性的文化资源,在闯关东移民群体的文化建构中的认同功能与策略功用,对此进行审视与剖析,可以识察民间信仰在传承与演化中的动力机制及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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