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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用于感官的竞技享受
追求身体的快乐是人类的本能，体育是西部民族获得身体快乐的主要方式之一。这一本能在东部地区的体育活动中可能已被荣誉或奖金所异化，在西部兄弟民族中则顽强地延续着，这是因为他们的生产方式仍未完全步入现代化进程。
仍以鄂伦春族为例。鄂伦春人出猎一般是集体行动，但人们长年累月远离“乌力楞”(为通古斯语,意为“子孙们”，指基本经济单位)，以深山老林为伴，难免孤独和寂寞。为了不致身体陷入困顿，他们时常在狩猎的空余时间，剥一块桦树皮，画上棋盘，摆上用柳条削制的棋子，玩起了两人对弈的“班吉”棋，观棋盘者围着一圈，构成一幅原始古朴的野外体育场景。在广袤无垠的森林中，猎人的身体是那么孤单，而体育活动能够使他们的身体感受到快乐和精神的慰藉。由于森林辽阔，“乌力楞”之间的距离甚远，除内部成员交往之外，猎人们几乎与世隔绝。在此等境况中，带有竞争性质的体育可以让身体处于紧张状态或完全松弛下来，以免除漫长时间对身体的煎熬。在祭祀火神和“穆昆”大会等重大仪式场合，人们才从森林的各个角落汇聚到一起，体育活动便成为沟通感情、深度交往的重要方式。鄂伦春族诸多体育的动机，主要是通过猎人们身体的接触而达到相互熟悉和娱乐身体的目的。鄂伦春族猎人之间的技艺切磋和情感抒发等身体经验都以体育的形式表现出来。由身体建构起来的体育关系成为涉及鄂伦春族猎人社会地位、生产技能、伦理道德等的基本关系。
一旦身体进入体育的表演世界，身体便具有了狂欢的意义。身体是用来游戏的，游戏最大限度地维持了身体对于快感的体验。西部民族体育之所以能够娱乐身体，主要在于一些传统体育没有失去游戏的本色。如鄂伦春族的赛马、射击，回族的打木球、爬木城，满族的珍珠球、狩猎、蹴球，蒙古族的马球、蒙古式摔跤、布鲁、射箭，基诺族的打鸡毛球、扔石头、顶竹竿、跳大鼓等等，竞技的成分远远弱于游戏，体育与其说是竞赛的，不如说是游戏的。彝族的跳乐、拉祜族的吹葫芦、哈尼族的秋千等，尽管可以归入体育行列，但显露出典型的玩乐、嬉闹本质。这些体育活动，几乎是全民出动,男女老少助阵呐喊,到处莺歌燕舞,人们尽情地参与其中。这种身体体现出来的愉悦、情绪释放和满足是处于自然状态的、本能的和感性的。身体一旦进入游戏而且是民族传统游戏的状态，便获得了生命张力和诗性的感悟。与东部体育单纯的竞技意向比较，西部各民族体育则被视为使人精神爽快、放松休闲和恢复体力的游戏，恰到好处地消除了人们的压力与紧张，强调身体的感觉和享受。
在西部民族,体育出现在各种娱乐场合。各族人民利用节日和庆典仪式,进行各种体育活动,以歌颂丰收、欢度佳节、祝贺新禧、祈祷吉祥乃至闲暇消遣。将体育寓于各种令人喜悦的生活形态之中,各种喜庆仪式场合都伴随体育活动，这种体育与喜悦事件的联姻丰富了体育娱乐的内涵。另外，体育渗透着民族的历史、宗教信仰和文学艺术,嵌入了各具特色的经济生活和风俗习惯，使体育娱乐更加具有精神品质和内涵深度。在这样的体育当中，身体表达出多向度的民族文化的意义。与东部地区体育凸显强烈的政治意识不同，西部民族体育秉承了鲜明的民族心理、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因此，附着身体的不仅是体育的世界，而且是更为广阔的民族文化传统。或者说，民族文化传统通过体育活动内化于身体当中，使民族传统体育一直能够保持纯粹的素质。西部民族的身体是属于体育的，更是属于民族文化传统的。更为本质而言，这些形塑了身体的历史文化元素不在身体之内，身体不是民族历史文化的表现及媒介，而是民族历史文化本身。西部民族的体育传统之所以没有被异化，没有成为政治与荣耀的附庸，没有成为对身体的强加，正是由于成就了体育的身体完全浸润了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底蕴，并执著于原初民族生活世界的记忆和原生态的体育动机。无须刻意追求，在自然而然当中，身体通过体育运动就可以不断地充实自身的民族文化内涵和坚守初始状态的体育发展的轨辙。身体一旦体育化了，就不完全属于体育参加者自己的，因为民族的一切的一切都在它上面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由此可以理解，西部民族的身体本身就具有丰富的体育表现力。相当多的体育方式并不需要器材，完全体现为人最基本的身体语汇。摔跤、比颈力、扛人、弹跳、掰腕、赛跑，那怕是在劳作和攀登，这些都是身体审美的基本形式。体育竞技完全摈弃了道具和其他外在的辅助手段，只是依附于人的身体，诉诸口头与肢体语言。“身体总是媒体的原始范例———以构成人类生活最基础的中介方式。事实上，在大多数的古代文化和非西方文化里，身体也是哲学探讨的基本领地，被当作一种批评的、自我塑造的生活实践、一种生活艺术来构想。”体育过程表现为感官的竞技享受，是“身体美学”（somaesthetics）在生活形态中最本真的体现。这种身体的对抗技能一般也是在生产的自然状态中不知不觉获得的。其实，为了喜悦、幸福、健康和美好的生活，西部各族族民一直在经历身体感官技术的训练。“这种喜悦的直接性，通过生气勃勃或有规律的躯体活动得以体现，其形式可以是游行、舞蹈，或者乐队高奏乐曲。”而在西部民族中，除了舞蹈之外，最为流行的躯体活动就是传统体育了。
巴赫金（Ъахтинг，МихаилМихаЙлович，1895~1975）狂欢化理论侧重于语言（话语）的狂欢。可以说，语言的狂欢远不及身体的狂欢直接和彻底，身体狂欢所得到的感官享受更为强烈，其实践经验的意义是语言狂欢不可比拟的，且不说语言容易离开人们的记忆。因此，体育之于身体的狂欢属性是内在的、本能的，其效能也是最为完全的，任何游戏形式不可与之同日而语，尤其是在西部民族地区。另外，话语具有权威性质，正是在颠覆权威的过程中，具有了诙谐和政治意义。但在西部体育世界，身体的狂欢与权威和等级无涉，在亲密无间中，人们的身体一起洋溢着轻松和喜悦。
相对于汉民族的竞技体育，西部各民族的体育活动更具身体愉悦的特性。西部民族的传统体育不是孤立开展的，体育和音乐、舞蹈、歌唱一并进行，在同一时空里，身体进入到综合性的娱乐殿堂。例如维吾尔族的达瓦孜，黎族的跳竹竿，苗族的舞狮、跳芦笙、打花棍，白族的霸王鞭、跳火盆，壮族的打扁担，傣族的象脚鼓、孔雀拳，瑶族的打铜鼓等，维吾尔族的“姑娘追”，柯尔克孜族的“打皇宫”等体育项目都与歌颂美好生活的歌舞融为一体，且多在节日举行。这种集体育、音乐、歌唱和舞蹈于一身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使族民的身体得到全方位的愉悦，最大限度地满足了躯体本能的需要。在此等场景中，身体的民族感性和民族自然性在从事体育盛会的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出来。人们在获得身体审美的尽情享受当中，活络了筋骨，又陶冶情操，传播了民族文化传统。
以身体造型、竞技争胜和歌舞表演为自我体验的身心美感，委实是西部体育文化特有的经验感受。起初，娱乐并不是为了娱乐别人而出现的,而是为了发泄自我内心的情感和族群认同意识,人们在欢愉心情达到高潮时便身体活动起来，进入体育表演的境界。西部体育一旦成为歌舞中的竞技，便呈现为场面宏大的集体表演，着重于人的身体性需要和情感愿望的满足，而不刻意要求高超的技艺、强壮的体魄和专业性的场地，突出的是自娱自乐、消遣的游戏本质。在欢歌笑语之中，体育娱乐身体的功能被放大到了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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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刘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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