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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基于这样的思维方式,他认为中国的出路在于建立一套“新礼俗”:“所谓建设,不是建设旁的,是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构造; ——即建设新的礼俗。为什么? 因为我们过去的社会组织构造,是形著于社会礼俗,不形著于国家的法律,中国的一切一切,都是用一种有社会演习成的礼俗,靠此习俗作为大家所走之路(就是秩序) 。”(梁漱溟,1990 :276) 。
梁先生认为,当时中国所出现的问题,在于社会秩序的混乱,而中国的社会秩序就被他等同于中国的礼俗。要改变当时的状况,就是通过建立新的礼俗来改变社会结构。无论梁先生对中国社会的理解,还是他具体的社会改造方案,恐怕都应该进一步商榷;但他的这套说法背后的一个假设却有着更重要的意义:对“社会”概念的理解。
其实无论是当时的激进主义还是梁先生这样的守成主义,甚至当时很多的职业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都把社会理解成一种礼俗;这种对社会的理解都和现代西方思想史中,特别是西方社会学传统中所讲的“society”不同。梁先生的社会改造实践尤其把这个问题凸现了出来。
Society 一词,并不是简单地指一群人的集合,也不仅是某些礼俗的总汇,甚至不是任何普遍意义上的“众人的制度”。比如,在古希腊的学术词汇中就不存在“社会”这个词,而只有“政治”。一直到了基督教时代,阿奎那才逐渐使用“社会”的概念来理解“人”的观念。当现代国家充分发挥了“政治”的概念而自我建构成无孔不入的庞然大物之后,现代社会也被赋予了照管众人的灵魂和幸福的意涵。虽然两个词都用来指代众人之事,却有着相当不同的意义(李猛,2001) 。随着中国进入现代, “社会”和“政治”的概念都进入了国人的概念体系。与当时的很多新名词不同,这两个词看上去都有汉语本身的语言源流,似乎能够更自然地被国人所接受。但也许恰恰因为这两个词不太像真正的舶来品,对它们的理解就容易产生更多的模糊和歧义,常常弄得人们无所适从(类似的词还有“共和”、“革命”、“同志”,等等) 。一方面,人们希望在中国发生社会革命,使中国进入真正的现代文明;另一方面,人们却并不熟悉西方思想史上“社会”一词背后的含义,因而只能从中国人自身的处境来给这个词赋予意义。五四时代人们理解的“社会”诚然不是古代简单的结社甚至祭祀的意思,但也很少从西方与政治相对的角度来理解。“社会”逐渐被当作了一种风俗制度,改变社会就是把旧礼俗换成新礼俗。在新文化运动的很多倡导者看来,政治要么是需要改变的礼俗的一个方面,要么是用来改变礼俗的一种方式。
梁漱溟先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从改造新礼俗的角度来理解中国社会的改造和乡村建设运动的。因此,他并不认为自己所建构的社会组织和政治制度有多大的冲突和对立,反而要用学校的方式来统摄行政组织。同样,他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努力和政治的努力有着完全不同的功能,反而以为国家权力无法完成的事情自己可以完成。但是,晚年的他终究还是意识到,政治所能解决的问题,终究无法取代他所关心的问题。90 年代以来一度兴盛起来的国家与社会的讨论,未尝不是对梁先生的工作的继续和深化,虽然他自己未必意识到自己工作的意义所在。政治与社会之间的分离是现代性的首要特征之一,这种分离并不会因为人们没有意识到而不发生。也许梁漱溟和中国的革命者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不同的努力方向恰恰体现了建构现代中国的两条相应的思路。而他们的努力,已经在事实上改变了中国。
然而,这样一种对社会和政治的理解并不仅仅意味着一种谬误。西方的“社会”概念并不是对这个概念惟一可能的理解,甚至西方现代性也不是惟一可能的现代性模式。中国的社会改造者和社会学家们对“社会”的中国式理解固然无法改变“社会”和“政治”本来所具有的含义,却也自有其思想上的价值。我们并不能因为梁漱溟对社会的理解不符合西方传统的含义而否定他的工作,虽然这种理解可能注定了他的努力的失败。而要理解和继承现代以来的中国社会思想,恐怕恰恰需要我们认真看待这个无心的误解。
社会与政治的分离大概算是现代性的普遍特征之一,但是对社会与政治的理解却可能有不同的方式。从礼俗角度来理解社会,虽然不符合西方社会思想的传统,却与传统中国以礼乐教化人心的基本模式有着直接的关联。中国古典政治包括礼法两端,礼能够使人有耻且格,法使人免而无耻。前者关心的是人心,后者关心的是秩序。自汉代形成了“霸王道杂之”的政治体制后,就出现了杂糅礼法的基本政治模式。在汉代的政治结构中,循吏以礼治,酷吏以法治。循吏的教化传统到宋代就转变成了乡约制度,用来整齐乡里、敦化民风。梁漱溟进行乡村建设的基本思路,就是利用这套乡约传统来改变礼俗,进而改造整个中国社会。
由此看来,像梁漱溟这样从礼俗角度理解社会,虽然没有清楚地区分政治与社会,却并没有忽视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的一个基本功能,即,完成政治所无法完成的提升灵魂的幸福的任务。即使是主张完全打破旧礼俗的人们,也往往预设,未来整顿中国人心的,应该是某种形式的“礼”。人们所争论的,是这套礼俗的内容是什么,以及需要通过怎样的方式建立和实行。
梁漱溟强调,他的这套乡约与明清时期政府强制推行的乡约不同,不附属于政治,而是完全从民间发起,甚至以乡约这种社会组织为基础建立各级政府。这种思路把明清时期用政府统摄乡约的基本结构完全反转了过来,是用社会来统摄政治。这样一种极端主义当然不可能成功,但却在某种意义上表明,梁漱溟虽然完全从传统礼乐的角度来思考社会改造问题,这种想法却是极为现代的,甚至现代得过于理想。
如果说梁漱溟的思想对于今天的我们仍然有启发意义,当然不是说他的乡村建设运动比革命路线更高明,也不是说他对中西文化的具体判断有多么深刻,甚至也未必像他说的那样,中国文化是未来世界的出路,而是因为他为思考中国问题和中国的现代性改造提供了另外一个角度。这条思路虽然并未在他手中成功,但却把人们的目光引向了现代性的另一种可能性。而梁的思路与革命路线的碰撞,则使我们进一步意识到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复杂性,刺激我们在中国语境下思考现代性的这两个维度。不论是因为歪打正着,还是因为将错就错,这样的理解为中国的现代社会思想提供了一个与西方相当不同的路数。
参考文献:
李猛,2001 , 《社会的“缺席”或者社会学的“危机”》, 《二十一世纪》八月号。
梁漱溟,1990 , 《乡村建设理论》, 《梁漱溟全集》第二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梁漱溟,1993 , 《我致力乡村运动的会议和反省》, 《梁漱溟全集》第七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文章来源：《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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