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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樱(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锡诚担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驻会副主席期间，领导民协做了许多工作。我认为其中影响力最深远的有三件事:一是1984年在峨眉山主持召开的民间文学理论著作选题座谈会。二是刘锡诚主编《民间文学论坛》，坚持学术性，发表了许多有分量的学术文章。三是重视、领导并积极支持“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民间歌谣集成》《中国民间谚语集成》的工作。
1990年初，他调至中国文联研究室之后，潜心于学术研究，文章陆续刊出，著作一本本问世。其中，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研究成果《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这部90多万字的巨著，以极为翔实的史料为基础，以学术流派为线索系统地梳理了民间文学学术史的发展与转型。涉及歌谣、神话、史诗、民间传说、民间故事等多种文类。他发表的有关民间文学的著述很多。他的著述最大的特点，就是注重民间文艺学的理论探讨。他关于民间文学的理论，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报刊媒体上发表了评介文章，也被广泛引用。一个学科的建设及其发展，要有理论的支撑。刘锡诚对民间文艺学的学科地位的呼吁和学理探讨，对于民间文艺学的学科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向云驹(中国艺术报社长兼总编辑):刘锡诚先生的学术研究打通了几个学术领域，是比较罕见的学者。这种学术道路难度非常大，要付出的努力比别人想象的要多很多。他一直到老年还是非常勤奋，他的学术经历是一个很独特的学术历程。
我这里说几个刘老师取得突出成就的重点学科。首先是文艺评论。他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文艺评论界具有很大影响，对我国文学的发展是做出过重大的贡献的。另外一个就是20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原始艺术研究。当时，原始艺术、艺术起源和美学研究很是热闹，有的人从人类学这个角度搞美学和研究原始艺术，有的人也做实证，但主要是考古学界的，但这些研究未能把相关学科打通。真正从中国的学术实际出发，做中国原始艺术研究，刘先生是第一人。
再一个就是90年代末所作的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研究，以及近十年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我们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所以做得不错，一个是我们的学界有过大量的田野实践，我们做了多少年的调查啊。你看几千项的国家级和省市县级保护“名录”，离不开过去那些田野调查的基础。保护“名录”是在我们解放以后几十年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才能够建立起来的，而且是以民间文学为主的。我们的非遗理论的创建，也是站在这个理论基础上，没有民间文学五六十年的理论基础，就不可能有现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这块也是刘先生做出重大学术贡献的领域，也是他学术贡献和学术成就的一个重要的特点。
朝戈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刘锡诚先生的学术成就，有我们需要认真琢磨的地方:一个是他有相当国际化的视野。我们看刘先生的成果里面，有不少介绍国外的东西，从非洲到俄罗斯，再到其他很多国家的民间文艺，这就是国际视野。刘先生的成功、贡献大的第二点，当然是勤奋了，前面几位已经讲到，光他的这本著述目录小册子就有70页!第三点，中国民间文艺学是多民族的民间文艺学，刘先生对汉族和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传统，从50年代以来一直关心和专注，很熟悉各方面情况。在文化部非遗专家委员会的民间文学组，刘先生是这个组的召集人，谈起各地的申报项目，非常熟悉，很不得了。这给我们学科参与非遗工作带来很大的便利。对这一点我也要表示极为钦佩。
罗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驻会副主席):刘锡诚先生作为跨界的人物，打破了门户之见，打通了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的领域，打通了民间文学与民俗学、人类学的场域，打通了民间文学学术史与民俗学体系的界限，打通了民间文艺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桥梁通道，拓宽了民间文学研究领域，吸取和融汇了不同的研究方法，显示了其视野的广泛和思维的深度。
作为中国非遗保护和民间文化抢救工作的开拓者，刘先生始终心存知识分子的使命感、责任感和担当意识，做了很多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事。他待人和蔼可亲，但他坚守的思想和理念从来不是浮水，而是犹如高山，凛然不可侵犯。他把他的思想、理念等同于他的生命，看作安身立命的基石，即使面对政治权威，他也会毫无畏惧。刘先生所坚守和为之奋笔的这样一种文化精神，正是把文学当作“投枪和匕首”，因而也成全了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真正文人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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