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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知识与生态
任何一种知识的产生、发展到形成一种体系，都离不开自然生态环境的基础。在现实社会中，人们常常会发现同样一种事物，不同地域环境中生活的人们对其有着完全不同的表达、解释及利用方式，究其原因是受制于各自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
在世界各地，反映知识与生态关系的实例比比皆是，如北极爱斯基摩人的狩猎知识、卡拉哈里沙漠中布须曼人独特的狩猎及追踪知识、草原民族的游牧知识，以及水上居民的渔猎知识——这些民族独特的知识与其生存的自然生态密切相关。罗伯特·路威（Robert H. Lowie）在其《文明与野蛮》一书中也提到，在欧洲的森林地带，农民用木头盖房子，连挪威国王陛下的行宫也是木头盖的；地中海一代由于石头多，房子都是石头盖的；在埃及，既没有石头又少树木的地方就用泥土盖房子，在沙石高原逼近尼罗河的地方，不是就石壁挖窟窿就是用石块盖房子。⑦同样，生活在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就地取材，用轻巧的灌木枝条和羊毛毡子搭建房子（毡房）。从不同地域各个民族的建筑知识，我们也可以感知知识与生态的紧密关系。裴盛基从民族植物学视角研究发现，原住民知识体现了一定地域内的不同文化的民族对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的深刻认知，是经过世代实践检验的知识和技能，具有时空和人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特征。⑧可见，知识的本土性特点与其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是密不可分的。
（一）分类知识：体现知识与生态的密切关系
分类（classification）是生物最基本或原初的能力。⑨分类知识与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的关系最为密切，也是人类认识、适应其周围环境的生存知识之一。分类知识最能体现一个民族或族群文化、知识独特性的一面，如菲律宾哈努诺人丰富的植物分类体系就反映了他们独特的文化知识和宇宙观。与菲律宾哈努诺人不同，草原上游牧的哈萨克人最独特的就是他们的牲畜分类知识。它也是哈萨克人游牧文化内部多样性价值的最好体现。对哈萨克人来说，对牲畜的繁殖、体况、习性等情况了解的多少直接关系到他们的生存状况。哈萨克人精细的“分类”知识体现了他们对牲畜细微变化的敏感性。
笔者曾亲眼“见识”了哈萨克牧民精细的牲畜分类知识。2009年3月底，笔者在富蕴县牧民马纳提家的春季接羔点住了两天。他家的母羊秋季配种较早，所以第二年春天产羔提前了。截至3月底，新出生的小羊羔已近百只。每天傍晚羊群回来后，马纳提都要把小羊羔从羊圈里放出去吃奶。当时的场景很混乱，母羊都争抢着寻找自己的孩子。刚出生不久的小羊羔大都为棕色。在我看来这些小羊羔基本没有什么差别，但马纳提能够根据小羊羔的颜色、年龄、标记以及其他细微特征，快速地为它们找到妈妈。而他一直在外地上大学的哥哥根本无法识别这些羊羔身上细微的差别。这种快速分辨牲畜的知识来源于长期实践经验的积累，更是哈萨克牧民对牲畜分类知识的一种体现。
下面以马为例来展示哈萨克牧民丰富的牲畜分类知识。因为马在哈萨克牧民的日常生产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在其语言中与马有关的词汇多达上千个。通过哈萨克人延续至今的对马的分类知识，可以看出几千年游牧生计的延续性，这也是深入了解游牧知识的一个窗口。
哈萨克对马有一个统称词——“折勒合”，它不分雌雄，主要与其他种类的牲畜作区分时使用。在这个统称词之下，一般根据马的品种、雌雄、年龄、毛色、体态、行为、禀性等特点进行分类。每一类又依据个体的特点分为几种到几十种不同的马，且每一类马都有一个专有名词，例如关于马的年龄的专有名词就有25个（见表1），有关性别的词有15个，刚配群的3岁马分为36种，⑩小马驹有16种11。仅就母马来说，根据其牙齿的多少又划分出了十几种马（见表1）。牧民一般根据牙齿多少判断牲畜（包括马）的年龄，并且以此给马命名。哈萨克牧民对马的毛色分类更加精细，相关词汇达350种之多，其中枣骝类有23种，棕黄色有22种，黑色有32种，黄色有28种，灰白色有15种。12阿勒泰地区哈萨克牧民的马，毛色以红色、褐色、黄色为基调，以此为基础又分类出多达几百种名称的马。此外，还有很多描述马的行为、性格、生理、体能等方面的词汇。
哈萨克牧民除了对马有精细的分类外，对牛、羊、驼的分类知识也同样丰富。精细的牲畜分类知识，不仅反映了哈萨克牧民对牲畜的认识深度，也表明这些牲畜与他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同时，他们根据对牲畜的分类知识还实现了对自身地位或身份的确立，例如：在哈萨克社会，白色的骆驼只有社会地位较高的氏族头人才有权利宰杀；宰杀后的羊根据不同部位也分成了代表不同级别的肉：羊头与肩胛骨、胸椎、前排骨、后肢任一块骨头，再加上肠、肚、蹄子要招待高贵的头人、客人或老人；前小腿、胸椎和排骨之类，只招待比主人年龄小的贵客；肱骨不能上桌，过去一般是给佣人吃的。可见，牲畜多样性的分类知识也是哈萨克人文化价值观的体现。
“分类”知识是人类本土知识重要的组成部分，并造就了文化内部的多样性价值。在人类社会中，分类与人们的生活联系密切，是人们生活的动力。13从哈萨克人有关牲畜的丰富词汇中也可以发现，这些分类知识与其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如奥勒·亨里·克马加（Ole Henrik Magga）在研究北极萨阿米人时也发现，由于萨阿米文化传承了人们与极地环境长期保持的一种亲密的关系，在其语言中关于驯鹿、雪和冰有丰富的术语，其中关于驯鹿的术语有1000多个，还有大约1000多个有关雪、冰、冰冻和融化的词素。14同样，哈萨克人有关牲畜的词汇也非常丰富。这些丰富的分类知识表明，本土知识都是原住民经过代代观察、实践和不断累积形成的，它不但是本土知识体系的一部分，也的原住民精神生活的一部分。
（二）生态观：延续知识与生态的稳定关系
人类历史贯穿着探索自然的过程，每个民族对自然的认识都有自己的一套自然观、哲学观。随着人类对自然认识的深入，近代科学家们把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哲学认识层面——生态观。本文的生态观主要是指游牧民对其所处环境经过长期认识获得的知识以及获取资源应该遵守的规则观念。15它本身也是游牧知识体系的一部分。在哈萨克社会中，游牧民通过民间故事、谚语、禁忌及宗教等形式把这些知识渗透到日常的生产生活中，并在形成一种稳固的生态观念，从而使本土知识与生态的稳定关系得以持久延续。
1. 人与自然互为依存的生态观
哈萨克把草原上的一切生灵（自然）都视为大家庭中的一员，并把它们等同自身一样看待。这与美洲墨西哥马德雷山的印第安人有形似之处。恩瑞克·塞尔曼（Enrique Salm滝）以“亲属中心的生态学”（kincentric ecology）的概念来定义人与自然的这种亲密关系。他认为原住民把自己和自然都视为一个扩大的生态家庭中的一员。人和自然共同继承和延续着这个生态家庭。这种关系可以起到加强和保护生态系统的作用。如果没有本地人在自己生活环境内对自身角色这种复杂性的认识，他们的生活将会遭受困境，环境资源将会失去可持续性。16
在这个扩大的生态家庭中，牲畜是与牧民最亲近的成员，其次是水草及其他野生动物。牧民与牲畜、草原长期互相依存，相互演化，已经形成一种相互适应的关系，如牲畜对自然变化非常敏锐，并以不同寻常的行为提醒牧民。牧民可以提前做一些预防工作，比听天气预报要及时得多。在游牧生活中，体现这种相互依存关系的事例诸多，是形成游牧生态观的条件之一。日常生活中，哈萨克社会以谚语、诗歌或禁忌等形式，不断强化、传承这种生态观，如《游牧之歌》中写道：“一个牲口一个性，牲口也能通人情。你对它们多珍惜，它们对你有多亲！”17
哈萨克人把家畜作为自己最亲密的家庭成员，给每一种家畜都赋予了一定的地位。哈萨克人把马比作牧民的翅膀（交通工具）；骆驼象征着美丽、壮观及力量；羊群是牧民财富的象征；牛是提供日常生活用品的牲畜；山羊是观赏品，也是羊群的领头人。这是从实用性的角度给了我们一种最直观的解释，除此之外，又赋予它们很多象征性的地位或身份，如哈萨克谚语有“马是畜中皇，驼是畜中王”。哈萨克认为骆驼为五畜（驼、马、牛、绵羊、山羊）之首，具有耐劳、耐粗草、耐恶劣气候等特性，是力量的象征，而马却以其速度快、反应敏捷而享有“猛虎”之称。
在游牧业生产中，哈萨克牧民对牲畜的照料非常细心，尤其是在牲畜怀孕及生产期间，牧民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们一样照顾它们。对于怀孕的牲畜，牧民绝对不会踢打，放牧时还会随时调整行进速度。有一次，笔者见到一峰出生不久的小骆驼身上披着件漂亮的“衣服”，这是因为阿勒泰地区初春仍然非常寒冷，牧民一般都要为它们保暖。日常生活中牧民更是以很多禁忌来表达对牲畜的敬畏之情。号称“畜中皇”的马更为牧民珍爱，被视为一种有灵性的动物。过去，那些杀人者一般都是用马和驼来赔偿命价。
个案1：古时候，一个驼队是一个阿吾勒文化与富贵的象征。牧民把在驼群里有特点的骆驼挑选出来，让他走在驼队的最前面，而且要装饰得很漂亮。骆驼不能随意宰杀，除了部落或贵族的特大喜事以及大汗即位时才能宰杀骆驼。此外，对骆驼的皮毛也不能随意亵渎。如牧民常用驼毛来制作帽子和上衣，但禁止做下身的衣物，儿童除外。因为，儿童很纯洁，没有什么罪。小时候，妈妈想给爸爸做一个驼毛的裤子，但遭到老人们严厉的批评。（波拉提，24岁，阿勒泰富蕴县，2008年10月5日）
个案1也充分体视了哈萨克赋予动物和人一样的生命观念。这种观念是赋予自然界的一切生命体都具有和人一样的生命体验，这种体验决定了哈萨克牧民要保护和维系整个草原生态系统中的任何一个生命，同时也揭示出人（牧民）与自然（一切生命体）的依存关系。
当地有关牧民与野生动物相互依存的故事也有很多，基本表达的是要善待一切生命，否则会遭受某种报应，同时还赋予这些生命体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一个有关牧人、狼和羊的故事很富有启发意义，揭示了生活在同一区域的牧民与狼是如何相处的，又是如何化解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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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 2012年第7期
【本文责编：CFN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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